北京地铁色狼抓捕记：但愿这种事再也别发生

2019年，北京，民警在实施抓捕行动。由于车厢拥挤，民警计划留一人在站台，把另一名民警推上车，在车上继续跟踪。/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2020年7月3日，成都地铁，一名男子猥亵女乘客时被他人制止，该男子不承认并张口骂人，最后被其他乘客群殴。报警后，这名男子因猥亵被行拘15天。对于地铁和公交车上的性骚扰问题，如何取证，如何惩罚嫌疑人，如何保护受害者，如何防微杜渐，一直是个难题。仅2019年一年，北京地铁就抓获了285个色狼。中国教育里长期缺乏性别平等的内容，或许是让性骚扰行为不断滋生的深层原因。

“你最想得到哪方面的性别知识？”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和李嘉诚基金会合作，在全国高校做了一个面向女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对这个问题，收到的回答中最多的是：想了解怎么建立性别关系；还有，性骚扰到底是怎么回事？

2020年年初，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一场名为“性别平等、性骚扰与情感霸凌”的讲座。

这场原计划面向校内学生的性别课程，却意外地广受欢迎。主讲人是郦菁、尤怡文、吴桐雨，这三位浙大社会学系副教授把讲座开进社会学系最大的会议室，当天人员爆满，甚至还有人站着听。

现场将近一半是男同学，除了本院系的学生，还有不少是从校外过来的，甚至还有几位男老师。

在郦菁的成长经历里，同学们普遍不懂如何建立亲密关系；尤怡文则发现，至今仍有人将AV、偶像剧作为和异性相处的脚本，因此产生了不少性骚扰行为。

2017年，摄影记者余荼开始关注北京公交警方专门在地铁抓色狼的“猎狼行动”。跟拍公交总队四惠站派出所的过程中，余荼亲历了十多次抓捕。

他发现，在“猎狼”行动中落网的嫌疑人名单中，有博士生、银行高管，还有兜里揣着某知名高校邀请函的CEO——此嫌疑人把车停在地铁站附近，专门到地铁里作案。

地铁色狼没有一个统一的群体画像，也不排除有人被诬陷。/《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

“还有专门抓色狼的啊”

第一次到派出所时，余荼发现里面坐着几名便衣警察，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有的还戴着手串。

这群便衣警察的日常，就是混迹于地铁站里的上班族之中，观察来往乘客的动作和神态，通过一个眼神，他们就能判断哪些人在伺机作案。

蹲守的过程枯燥无聊，便衣们就坐在车站的凳子上，或者守在车厢口、电梯口，遇到眼神躲闪的、在原地走来走去的、在电梯下面盯着人过来的，或者到了站台也不上车，在那东张西望的，“就是我们寻找的目标”。

如果一个人从一个车门绕到另一个车门却迟迟不上车，就极有嫌疑。

2019年，北京，一位便衣警察在地铁站蹲守。民警们只需在人群中观察来往乘客的动作或神态，就能判断哪些人在伺机作案。/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余荼第一次遇到色狼，是跟着派出所民警去西二旗拍摄早高峰挤地铁的场景。

刚走到站台，他看见一个女孩揪着一个男人的衣领，向地铁工作人员大喊：“流氓！抓流氓！”两个地铁工作人员闻讯赶来，一人架住一条胳膊，把色狼控制住。

余荼追上前拍照，那个女孩短头发，穿牛仔上衣和长裤，看起来就不是软弱的性格。

让人意外的是，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余荼几乎再没遇到过主动抓色狼的：受害者大都不敢吭声，甚至有人意识不到自己被占了便宜，以为只是人多、拥挤。直到色狼被抓住后，受害者才反应过来：“还有专门抓色狼的啊？”

地铁四惠站的民警，每次几个人一起出发，负责八通线沿线的色狼抓捕。

传媒大学站是“色狼重灾区”。遇到嫌疑人后，民警跟着上车，在嫌疑人后面拍摄证据，同时通过手机联络其他同事。

等列车开到四惠站或四惠东站，几个民警从四面八方围拢，等车门打开，嫌疑人准备离开时，民警一把搂住他的脖子。“几个民警包围过来，脖子一摸就带走了。”余荼说。

女性专用车辆设立之初，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地铁性骚扰。/wiki

“性骚扰的本质，

是某些性别对其他性别显示权力”

去年夏天，民警在传媒大学站抓了一个90后小伙子。他站在楼梯口，从下往上偷看女路人的裙底。看上一个穿花裙子的女孩后，他跟着女孩上了车，用拇指捅女孩的屁股。

“这种类型的人，工作中不太跟人打交道，性格上比较内向，不善言辞。通常朋友不多，没有女朋友。这样的人心存侥幸，一次两次没被抓到，觉得没什么事，就走上了这条路。”民警介绍说。

绝大多数被捕者会说自己是初次犯错，也有不少人把性骚扰行为归结为自己生活不顺利——有位装修工人声称丢了钱，“来泄愤”；还有人说自己被老板批评了、和老婆吵架了，等等。

民警抓过一个小伙子，进地铁站前就解开裤链，裸露下体，用书包稍加遮挡；被抓后，他说这种流氓行为让他感到放松。

2018年，MeToo运动席卷全球，性骚扰与性别平等的讨论在舆论场层出不穷。

这项控诉性骚扰行为的运动，随后在学术界、公益圈、传媒界甚至寺庙里爆发。一直关注MeToo运动的郦菁说：“它成了一个全国议题（national issue），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是之前的单个案例完全不能相比的。”

郦菁认为，性骚扰的本质是性别不平等，“性骚扰并不是出于性需求或者性邀约，它本质上是某些性别对其他性别显示权力的行为。只要性别不平等，权力关系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就不会消失”。

MeToo运动号召曾遭受过运动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女性打破沉默。/unsplash

过去，性别不平等的表现是制度化的，比如中国传统的礼教，男人三妻四妾、女人缠足，鼓励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男人在外工作。

美国上世纪60年代展开性别平权运动之前，女性即便进入职场，也是承担秘书这类辅助性工作。

性别平权运动后，女性可以自由进入职场，自由选择职业。但这种源于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更隐蔽的方式显现，性骚扰就是其中之一。

“性骚扰很大程度上是对那些进入公共场域的女性实施的，它会给女性造成一个敌意的、有侵犯性的工作和学习的环境，目的是让女性退出公共场域。”

余荼发现，被捕的色狼几乎没有共性。被抓后，有人死不认错，有人痛哭流涕；有单身的，也有已经结婚生子的；有无业的，也有开豪车的公司老总；有没读过几年书的，也有还在学校的博士生。

民警抓过一个某知名高校毕业的公司高管，此人受邀参加百年校庆，结束后开豪车专程来了趟传媒大学站，在地铁上性骚扰女学生。

“被警察抓住后，他还傲慢得不行：‘我什么女孩没见过？’”余荼说。

2019年，北京，四惠站派出所抓到的部分色狼，其中不乏高学历、西装革履、慈眉善目的“老实人”。/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余荼展示了他拍过的色狼，从照片上看，这些人和我们在大街上见到的没什么两样。他们看起来都挺年轻，有几个还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面对镜头，色狼们低头认错，不过，在这个特殊身份之外，他们是父亲，是儿子，也是学校的学生、单位的员工。

“我感觉他们都是普通人，也不是罪大恶极。你说毛病也好，特别的癖好也好，反正谈不上仇恨，更不能说同情。”余荼说，“你受到该受的惩罚，名誉受到损失，那是你自己惹的祸。”

即便如此，余荼也得保护他们的隐私。公开发布的照片里，最开始是往这些人的脸上打马赛克，警察说不行，这还能认出来；后来就给他们全身都打了马赛克，“因为这个错误把人家一生毁了，也不至于”。

在印度，对女性做出对方不愿意的身体接触，可能面临3年监禁。德国社会学者斯凡尼亚·沃尔勒曾表示，在德国，“直勾勾的凝视”也可被视为性骚扰。

但在国内，性骚扰还很难受到相应处罚。

2019年夏天，余荼跟拍出警10多次，最终被拘留的只有4个，包括用手摸、用身体顶蹭的。

警方会根据案件情节，将嫌疑人拘留10—15天，依法留取指纹等基本信息，记录在案。不过，有些时候确实会因为各种条件限制，导致取证不足；有些情节轻微的，民警批评教育后会释放。

2019年，北京，一名嫌疑人被带进派出所拍照存档。按要求，色狼们进到派出所里除了拍照、录指纹，还要写一份检讨书，面对“如果是你的妻子、姐妹在公共场所被别人这样对待，你怎么想？”的质问。/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学校不教，爸妈不谈，

性别教育缺位

目前，有不少高校开设了性别平等或与女性相关的课程，课堂上，学生们可以探讨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在生育和教育方面遭遇的不平等。

但除此之外，郦菁发现，几乎没有一门课程可以告诉学生们怎么建立亲密关系、怎么在亲密关系里追求平等。“大部分课程讲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但在微观层面讲怎么实现性别的相对平等，是非常罕见的。”

在郦菁的成长经历里，学校的教育是去性别化的。学校要求男女生穿统一校服，宽大的校服其实掩盖了两性的身体特征；有些学校甚至规定女孩不能留长发。

而在日常的教学中，老师很少提及性别问题，“把你们作为无性别的个体对待，也就是我们说的，男生女生都一样”。

在升学压力下，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禁止学生们早恋，尤怡文认为：“他们不会告诉你，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该如何在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去表达，或者当对方拒绝了你的告白时，又该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情学习接受。”

因此，青少年表达情感或者追求爱慕者的方式往往是从流行影视中学来的招数。“成长中的青年男女只能依赖偶像剧或者AV影片中的情节作为生活中与异性、同性互动的脚本。”

改编自日本漫画的《流星花园》，被称为台湾偶像剧鼻祖，播出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走红。但尤怡文认为，对于性别平等教育，这样的偶像剧恰恰是彰显性别刻版印象、性别阶层、身体自主权的反面教材。

这样的言语本身就在传递一种负面价值/《流星花园》

她举了一个例子：公众号“女孩别怕”曾谈到一名女孩与男性室友合租，室友告白失败，便模仿AV影片，以为只要强奸了女孩，两人就会在一起。面对女孩剧烈的抗拒，他甚至反问女孩：你的反应为什么和其他女孩不一样？

“侵犯者口中所谓‘其他女孩的反应’，其实都来自AV片，AV影片的公式化剧情，往往传递错误的信息，让阅听者误以为‘no’意味着 ‘yes’， 且通过男性力量，强行发生性关系，并让对方顺从。”尤怡文说。

在去性别化教育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容易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懂得怎样建立亲密关系。进入大学后，面临人生的新阶段，很多人会因此迷茫，郦菁发现，有些女孩对亲密关系表现出胆怯和拒绝。

尤怡文提到，在浏览网络论坛时，她发现了不少“撩妹”技术帖，将流行文化中霸道总裁的“壁咚”“腿咚”“摸头杀”等招式应用在现实生活中。

“学校不教、爸妈不谈的状况下，青少年只好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这些缺乏正确性别平等教育的青少年，极有可能成为性骚扰或性霸凌的加害者却不自知。”

撩妹套路，电视剧里看看就好。/《匹诺曹》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学生”

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一些NGO倡议推动，其间经历的许多社会悲剧，加速了性别平等教育制度化：

1996年，致力于性别平等教育的女权运动者彭婉如遭性侵杀害，震惊社会，为回应社会对女性安全保障的要求，翌年出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要求各级学校实施性别平等教育。

2000年，因性别特质长期遭受同学霸凌的中学生叶永志如厕时昏厥送医不治，再次激发舆论对于性平教育的关切，2004年进一步颁布《性别平等教育法》。

现实里的地铁公交，没有浪漫。/《你的名字》

目前，台湾各级学校及政府都设有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并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制作教材，以手册、影片等方式，结合生活案例，教导学生如何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下建立亲密关系，并保护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台湾的校园里，有关性别议题的学术讲座层出不穷；电梯及女厕等隐匿的角落安装防骚扰紧急求助按铃；各级学校设有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

在公共环境中，为防治性骚扰，城市公交车上不但张贴鼓励女性遭遇性骚扰时要敢于求助的海报，并配备防性骚扰的求助口哨与警铃，此外，还在火车站与汽车站设置全方位监控的夜间妇女候车专用区。

通过这次讲座，尤怡文希望让学生学会尊重别人、保护自己。会议结束前，她告诉来到现场的学生：“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诉说的地方。”如果有学生遇到性骚扰这类麻烦，可以联系她咨询。“在有限的制度环境，我们能做的或许不多，但我们希望能让学生知道，这里有人愿意聆听陪伴。”尤怡文说。

余荼曾遇到一个色狼，后者坦言自己做了父亲，每次在地铁上性骚扰女性都很愧疚，也很害怕，但这个毛病就是改不掉。被警察抓住后，他的心里反倒彻底踏实了。

按照要求，色狼去到派出所除了拍照、录指纹，还要写一份检讨书。在面对“如果是你的妻子、姐妹在公共场所被别人这样对待，你怎么想”的质问时，有的人会耍赖，说自己没有家人；也有的人迷茫、彷徨，甚至向警察求助，反复问——“你能帮帮我吗？”

“亲密关系中的不平等，特别是霸凌或控制的行为，很多时候是私人问题，但也必须有公权力的介入。”郦菁认为，面对性骚扰行为，要进行教育，要有惩戒机制：首先让这些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每个人该如何平等地看待各种关系；如果无法通过教育纠正，就要通过强制的公权力来解决，保证社会公平、公正，保证公民人格的平等。

冲绳电车站台的告示：“性骚扰是犯罪行为。”/Mk2010

“从社会公共层面上说，我们可以进行教育，通过媒体、学校或其他公共教育渠道进行。不光是教育受害的人、施暴的人，也要教育那些有问题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也教育公众。”郦菁希望，通过性别教育，不仅帮助受害者，也挽救施害者。

几次跟拍下来，余荼发现地铁色狼的喜好各有不同：有人喜欢穿裙子的，有人喜欢穿牛仔裤的，有人专门选长头发的，有人喜欢瘦的，有人喜欢屁股大的。所以，是否会被盯上，并不完全是由穿衣打扮决定的。

猎狼小组的民警说，女生们该怎么穿就怎么穿，这个花花世界，大家要像花儿一样，应该活得丰富多彩一些。至于违法者、犯罪嫌疑人，就交给警察来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