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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何以成都

小可爱 资讯 2021-09-29 08:15:18 54 0


公元1172年,在历史上似乎是平平无奇的一年。英国伍斯特修道院的年鉴上,这一年只留下了一句备注:“今年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西南的蜀道上,一位踽踽独行的诗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身影。
这一年是宋孝宗乾道八年,浙江绍兴人陆游在南郑(今陕西汉中)抗金前线担任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当时长安已被金人占据,陆游希望北攻长安,收复失地。可惜时局多变,南宋朝廷的对金政策很快保守化,王炎幕府被解散,陆游不得不离开南郑,南下成都。 位于成都崇州的陆游祠是全国唯一一座纪念陆游的专祠。/崇州罨画池博物馆

陆游时年48岁,按宋代士人的平均寿命计算,已经是晚年。他深感报国无门,刚离开南郑时心情沉痛,回首眺望长安,“渭水函关元不远,着鞭无日涕空横”。陆游像李杜一样骑着瘦驴到达剑门关(今四川剑阁东北)时,已是冬天,路上下起了小雨,前方便是成都。他不免感到惆怅和不甘,写下了那首留传千古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陆游没想到的是,成都会让他流连忘返,这里的风景、风物、风俗和美食,数百次写进他的诗歌里,《怀成都十韵诗卷》更是传世之作。直接写成都美食的诗歌,陆游就至少写了58篇,乃至于他最后的诗歌总集就起名《剑南诗稿》。 到蜀地去,到成都去
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召唤
入蜀以后,陆游的人生境界大开,开始重新审视官宦政治在其生命中的意义,在江湖与庙堂之间逐渐向江湖亲近。也就是在这里,陆游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放翁”。
放,是放开的放,也是放不开的放。陆游在成都放下了许多执念,却再也放不下成都。对这位爱国诗人而言,身处战乱时代,天府之国的宁静和富足,是他最渴慕的理想社会。所以离开成都以后,陆游提起成都,开口便是“我们四川”如何如何好,“东来坐阅七寒暑,未尝举箸忘吾蜀”,连日常吃饭时也常常忆起四川美食。
像陆游这样热爱蜀地的诗人,还大有人在。唐代的王勃、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白居易、李商隐等,五代至宋代的韦庄、文彦博、黄庭坚、范成大、李曾伯等,都在成都留下了诗词文章,后来才有“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历代诗人出入江南、江北、两湖、两广,同样留下了无数诗篇,却只有“入蜀”成为了中国文学地理的最独特的现象。 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
到蜀地去,到成都去,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召唤。原因之一或许是,在李白、杜甫和黄庭坚的诗歌生命中,蜀地尤其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认为:“韩愈《城南联句》说‘蜀雄李杜拔’,早把李白、杜甫在四川的居住和他们在诗歌里的造诣联系起来;宋代也都以为杜甫和黄庭坚入蜀以后,诗歌就登峰造极。……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江西人黄庭坚入蜀以后,诗境也返璞归真,后人认为“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
蜀地和成都能够吸引诗人前赴后继地来旅居,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与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刘勰早在《文心雕龙》里指出,好的诗词歌赋,每每需要有“江山之助”,也就是自然风景越丰富、山川地貌越多样,诗人得到的灵感和触动便越多。蜀地恰恰是中国地貌最独特的地区之一,站在成都闹市的茶楼上,推开窗便能看见,东南边是郁郁葱葱的龙泉山脉,西北则是一排白雪皑皑的雪山,天晴时可看到日照金山的奇景,门口的锦江停泊着来自江南的船只,顺流而下能够一直抵达东吴胜地。于是才有了杜甫那句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一地理奇观,直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神往。近年来,一群摄影师在成都拍摄雪山,照片里现代化的楼宇群背后,便是直插云霄的蜀山雪山群,引起网友围观,让成都多了一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的名片。很多人至此才知道,李白诗句“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原来不是夸张手法,而是风景写实。在中国的特大城市里,能够看到雪山的,只有成都。 有一种生活方式叫“在成都发呆,遥望雪山”。/摄影:嘉楠
通过陆游的《入蜀记》,或许更能体会成都给人的视觉震撼。在经过湖北宜昌下牢关沿长江溯流而上时,陆游只见两岸“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而一抵达成都平原,则景色豁然开朗,山明水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如入桃花源。
作为中国古代最出色的游记作家,陆游离开成都以后,始终对成都念念不忘,“心固未尝一日忘蜀地也”(陆游长子陆子虞的话)。今天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陆游无疑是最早的代言人之一。 如果要给成都味道一个定义
那就是人味儿
诗人留恋成都,大抵是因为这里宜居,在唐宋数百年间,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频繁政权更迭,成都很少卷入其中,多数时候能够独善其身,市井商业得以保持繁荣。
杜甫抵达成都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冬天,安史之乱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加上永王李璘趁乱其事,民变四起,中原地区几乎无一寸安宁之地。而杜甫到成都后却发现,这里街市太平,华屋林立,绿树成荫,人人安居乐业,仿佛盛唐时的都会:“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北宋灭后蜀时,基本上没有破坏成都的城建,成都的城市规模和商品经济发达程度比《清明上河图》里的东京开封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交子——世界上最早正式发行的纸钞——诞生在成都。 成都锦江老东门大桥外的水井坊,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历史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酿酒作坊。/摄影:朱毁毁
明末的动乱曾严重摧毁四川的生产力和人口,但经过清代两百年的经营,大规模实施“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成都又重新恢复了活力。清末传教士抵达成都时,惊讶地发现中国内陆竟然还有如此繁华的都市,城中到处是繁华的商业街,一楼经商,二楼住家,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有士农工商和穿着新式服装的年轻人。当时来到这里的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认为,成都是中国“最富有、最肥沃和最多人口的地区之一”。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成都能够持续不断地吸引人们来到这里旅行和生活,首要原因当然是地理条件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成都学者王笛发现,19世纪的西方旅行家曾广泛游历中国各大城市,对成都的宜居程度尤为欣羡:“成都地区气候怡人,处温带和亚热带。土地肥沃,精耕细作,一年可收三到四季。此地物产丰富,有难以估量的森林和矿藏,特别是最有价值的煤矿。”其次,成都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从秦国“移秦民万家入蜀”算起,从古至今共发生了七到九次大移民,到清代“湖广填四川”之后,成都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省市的“蓉漂”来到这里落地生根。所以,“开放包容”始终是成都的城市基因。 因开放而自信满满,因包容而热气腾腾。/图虫创意
清末成都学者傅崇矩对成都社会全貌作了方方面面的调查,汇总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志书《成都通览》。据其统计,当时成都居民有25%是湖广籍,江西籍和云贵籍各占15%,陕西籍、江浙籍和广东广西籍各占10%,河南山东籍、安徽籍和福建山西甘肃籍各占5%,名副其实“来了就是成都人”。除各地移民之外,还有少数旗人、原住民以及洋人。在成都,你能看到全国各地的会馆遍布城中,很有群星荟萃的大都会气象。
今天说起成都,常常说它是一座宜居宜业的城市,有浓厚的生活味道。正如成都学者王笛说,成都的味道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它肯定不是一天形成的,与成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传统息息相关。如果要给成都味道一个定义,那就是人味儿。
成都的美食有人味儿。1995年版的《川菜烹饪事典》首次概括出川菜的24种基本味型,是中国所有菜系中味型最丰富的菜系。单是辣椒,四川的做法也比滇、黔、湘、赣等嗜辣地区要丰富,泡、炒、烧、煮、煨、炖、烤、蘸、凉拌等吃法各尽其妙,与川菜百味完美融合。英国作家扶霞到成都后,也惊讶于川菜辣味的丰富:用干海椒油炸出来的煳辣味,味道热烈的麻辣味,郫县豆瓣酱的香辣味,在各式拌菜里综合了咸、甜、麻、辣、酸、果仁味的怪辣味......辣出了层次,辣出了艺术。 成都串串,巴适得板。/图虫创意
成都的街巷有人味儿。今天成都的城市空间和街道格局,是有清一代全国各地移民来到成都,一点一点“住”出来的。在这样一个移民社会,成都的城市民居与中原及北方城市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没有那种累世传承的豪门大宅,普通民居多是小门小户的房子,城中大宅要么是寺庙,要么是各省的会馆。因此,成都一直是一个相当平民的城市。这一特点也体现在街道名称里,据1992年出版的《成都城区街名通览》,成都的街道名称有四大类特别有味道:一是市场作坊类,如棉花街、染房街、打金街、糠市街等,这些都是昔日在此营业的商帮留下的名字,一条街就是一个行业;二是寺庙类,有龙王庙街、城隍庙街、喇嘛寺街等,足以说明香火之鼎盛;三是桥梁类,如金河街、青石桥街、玉带桥街灯,可见成都的水乡风情;还有便是风景类,桂花巷、梨花街、槐树街、竹林巷等,既清雅可爱,也十分具有烟火气。凡此种种,都是人们在此处好好生活过才留下来的痕迹。
一个城市能否持续保持活力,最重要的是居民能否在这里过得舒适。陆游在成都居住的五年,可能是他八十六岁的人生中最为自在的一段时间。在《蔬食戏书》《饭罢戏作》等诗歌里,他说成都最知名的是蒸鸡,新津县的韭黄天下独有,东门的彘肉(猪肉)肥美堪比胡羊酥,用桂木柴火煮出来的薏米,圆白嫩滑如珍珠,还有犀浦的芋头和新都的青菜,都是一绝。这一切物食上的满足,有赖于成都发达的商品经济,人人均可“南市沽浊醪”“东门买彘骨”。如果陆游活在今天的成都,早上去鹤鸣茶社摆龙门阵,中午上屋顶上的樱园吃新式川菜,下午逛逛人民公园,掏掏耳朵打打麻将,晚上到太古汇方所书店买本书,或者买一套奢侈的男装,是他再正常不过的生活。 闲来无事摆摆龙门阵。/公众号“饭醉团伙”
这几年,成都已经不仅仅是“美食之都”“休闲之都”“时尚之都”,它还希望再作一次城市升级,推动一项绿色的城市更新运动——建设宜居宜业的“公园城市”。 公园城市不仅仅要让成都宜居
也要让成都宜业
成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园城市。坊间有句话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则是个大茶馆。今天或许可以说,公园犹如一块块绿色拼图共同组成了成都,而成都本身放在中国大地上就是最耀眼的一座主题公园。
据统计,成都全市大大小小的公园有1100多个,大者如大熊猫国家公园、西岭国家森林公园和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小的有浣花溪公园、人民公园、沙河城市公园等不计其数。这些公园点缀在城中各处,保存着成都自建城以来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资源,森林面积已超过达到864.3万亩,为4459种高等植物、700种陆生脊椎动物提供了地球上最宝贵的一片绿荫。
在今天的浣花溪公园,沿着清水河和浣花溪,白鹭、苍鹭、小鸊鷉、骨顶鸡等水鸟随处可见,岸边有迎风柳树,依然能看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象。园中有连片的梅花林,花开时节,便是陆游诗中“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一次次重现。如果登上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从丹景台景区看出去,成都由龙泉山脉”一山连两翼”串起中心城区与东部新区的城市格局一览无余,而杜甫入蜀时登上龙泉山,所见便是这番“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的成都气象。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台。/摄影:嘉楠
今天人们依然能在成都看见杜甫、陆游、薛涛看过的山和水,发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感叹,甚至还能和他们品尝一样的吃食。但我们从诗歌里拾获的成都,注定只是吉光片羽,更多风景已经无缘目睹了。下一个世纪,如果全球暖化和环境污染得不到缓解,成都人能否还能在家里推开窗就能看见西岭千秋雪?
成都的解决方案是“公园城市”。2018年,成都启动“公园城市”建设,提出“以生态文明引领城市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构筑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形成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对比20世纪以来的“田园城市”“光辉城市”“梦幻城市”等宏伟规划,“公园城市”落地于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大都会,看起来体量更大,但却着眼于具体的个人,其核心在于“公”,是开放的、共享的、人民的。
在城市里打造公园系统,不算是新的城市规划理念,早在19世纪芝加哥便提出“湖滨公园”系统,通过绿树成荫的公园路、绿道连接湖滨公园,让每个市民都能够方便抵达公园。发展至今,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公园系统。成都“公园城市”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国城市此前只是将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成都将公园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用公园来串联、重构“自然—城建—产业—居民”的城市关系。换言之,公园城市不仅仅要让成都宜居,也要让成都宜业。
所谓“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其实是对成都的误解,宜居的成都从来不缺创业文化。唐代女诗人薛涛自幼随父亲移居成都,与元稹、白居易、王建、杜牧等诗人往来唱和,留下了无数风流韵事。薛涛给成都人留下了一口薛涛井、一坛薛涛酒和一张薛涛笺,后者对中国制笺业乃至中国文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今日浣花溪公园所在的地方,昔日是成都造纸业的中心,薛涛在这里用黄花溪水、木芙蓉树皮、芙蓉花汁液制作成一种红色小笺,深受文人雅士的欢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创产品。按南宋的《方舆胜览》,薛涛曾以造纸为业,将薛涛笺经营成了蜀笺的代名词。今天在成都,望江楼公园的薛涛井已经成了文物,但文人创业并引领风尚的传统依然还在,玉林西路的小酒馆、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和香积厨餐馆,都是艺术家和诗人下海所创。
过去谈到城市的宜居程度,常常着眼于自然环境,而成都的城市史告诉我们,宜居总是和宜业互相促进。或许是因为这种城市基因,成都的“公园城市”理念自然而然地突破了“公园”的传统定义,不再只是指人民公园、浣花溪公园、望江楼公园等有具体范围的场所,而是一种宜居宜业的城市生态。 在望江楼公园,赴一场和秋天的约会。/摄影:朱毁毁
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方案与其说是在城市建设一个个公园,不如说是将成都打造成一座现代化的公园:这里建成了有数千公里的城市绿道,将近600公里的城市轨道,数百个夜游景点和网红打卡点,两千多条特色背街小巷,十多个大型TOD示范项目,还有规划建设200多个“公园社区”和“产业科技公园”……以正在建设的白鹭湾未来公园社区为例,这里毗邻白鹭湾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抬头可见白鹭掠过湖面廊桥,而与这片湖光山色共生的是高科技产业合作区和完善的居住服务,未来将导入深圳产业创新资源,配套完善的轨道交通、教育、医疗、娱乐、文化等设施和服务。往大了看,成都这座城市本身,也是一个建立在成都平原这座公园里的公园社区。
在城市里造公园不难,难的是在公园里保留一座城市的自然史、文学史和生活史,让市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都在这一方面已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所有城市而言,最难的是对于“什么是城市”这个问题的回答。城市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提供了许多城市赖以成功的方法,但归根到底只有一条:“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
老成都们或许听父辈回忆过,成都的第一个现代公园“少城公园”原是满蒙贵族居住地,1911年开门让市民游览参观、摆摊卖货,逐渐发展成为公园: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播及全川,公园里开设的六大茶馆常年一座难求,市民在海棠花下悠哉游哉地摆龙门阵。1950年后,少城公园改为现名“人民公园”,名正言顺把公园交给人民。 来人民公园感受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图虫创意
无论城市的理念如何变化,公园的规划如何推陈出新,“人”始终是其中的尺度和底色,成都能够千年宜居宜业,这是最大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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