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精神训练陷阱

32岁投资人魏萌的意外去世，让以工作坊模式存在的精神训练课程进入大众视野。这类工作坊在国内已存在近30年，学员从企业老板、行业高管扩展到了普通白领。不断下沉的市场背后，切中的是都市人必须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心理需求。

投资人的意外

变故是突然降临的。8月14日的那天晚上，魏萌倒在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SOHO一家名为“LEGACY诚泉”的教室里。

去世之前，这位32岁的青年才俊正处于人生的上升阶段。她是一家投资公司“多尔投资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CM）的董事总经理。这是一家老牌的国际化投资机构，国内的管理规模约40亿美元，属于中等偏上的体量。2019年11月16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活跃投资机构百强榜》，DCM排名第46位。

魏萌2014年加入DCM，今年年初刚晋升为DCM董事总经理，是核心管理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在一般的投资公司层级划分中，董事总经理是介于合伙人和副总裁之间的一个角色，做到这一级别意味着可以分管一个领域。DCM业务范围很广。魏萌擅长的是社区社交、线上产品、消费互联网、SaaS的早中期投资，主导投资过探探、脉脉、熊猫星厨、Blued等项目，曾入选2019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榜。

对金融圈的人来说，光华路SOHO是一个熟悉的地名。它位于朝阳区CBD的核心圈，紧邻国贸、第一使馆区，距离魏萌工作的DCM仅有5公里左右。从8月15日LEGACY诚泉发布的求助信里，可以隐约窥见当晚的事发经过。“魏萌在上课途中晕倒，现场紧急呼叫了120，送至朝阳医院救治。”后进入ICU。求助信里，LEGACY诚泉寻求有关脑部、心血管方面的专家资源以备会诊，同时征集心理创伤专家帮助家属。

据官网介绍，LEGACY诚泉是一家成人培训机构，提供“领袖成长的平台，探索生命高峰，创造开发潜能，突破自我局限，活出内在天赋，发挥领袖同心协力及团队力量”。他们的课程，自低向高分为自觉力工作坊、飞跃力工作坊、里程工作坊、智泉工作坊，每个工作坊的学习时间、收费均有不同，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魏萌上的飞跃力工作坊，只在周三到周日开课。周三到周六的上课时间是10点到24点，周日的时间是10点到19点。8月14日那天是星期六，按照课程安排，这天的培训长达14个小时。

据媒体的报道，按照常规安排，魏萌这天参加的课程叫“突破夜”，即课程人员扮演不同角色，围成一圈互相给予评价，情感浓度很高。参加的人需要早上就去分配任务和角色，在限定时间内准备好道具，并排练节目，活动量非常大。这对魏萌的身体可能是个挑战——她在几个月前刚刚生完孩子。一位LEGACY（北京）的三阶段学员在接受腾讯棱镜采访时也表示，有当天将魏萌送到医院的学员说，医生的推断是，魏萌在当天出汗很多，而她之前又有低钾的症状，导致电解质紊乱，引发了心脏骤停。

至于魏萌倒在教室的直接诱因，最初网上流传的版本是，“魏萌在上LEGACY的飞跃力工作坊课程时，遭遇精神控制、洗脑和辱骂，最终因情绪激动引发状况而不幸离世”。虽然魏萌的丈夫李博随后发布声明称网络传言“严重失实”，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评论将魏萌的死因与课程联系在一起。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LEGACY诚泉或同类机构上课的经历，并称其为“精神传销”。围绕着魏萌去世而引发的讨论也久久没有平息：一个事业成功的精英女性为什么要参加这类课程？培训课到底是培训什么？

更好的自己

杨心在江苏经营着一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是她做总经理的第五个年头。有一天，一位同行邀请她去参加一个活动，听说是提高管理能力的课程，嘉宾包括当地一位出名的实业企业老板。做生意最讲究人脉，不好拂同行的面子，于是杨心去了。

在现场，从课程毕业的老学员穿着统一的制服，进行了文艺演出和激情澎湃的演讲。接下来，一位导师上台，讲述他怎样带出这样的团队，以及运用的管理学理论。杨心被那种整齐划一的气势和饱满的激情震撼了。“精气神儿”“有朝气”“状态好”，这是她参加完活动的感受。

杨心管理着将近100人的团队，统筹销售、设计、网络等多个部门，由于行业竞争激烈，每个月的销售业绩需有10%到20%的递增，但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阻碍，尤其感觉员工们缺乏排除万难完成目标的决心和主动性。她希望自己的团队也能有舞台上表现的那种向心力。

其实，杨心并不缺乏管理的经验。大学毕业后，她从商场导购做起，成为导购团队的管理者，之后和朋友创立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100多人。在创业阶段，压力往往来自创新，有一次，她投入几十万元开了一个新品设计发布会，但会后不少员工都离开了。“当时觉得很迷茫，有没有一种方法，一下子就能把管理做得像自己想要的那样？”

作为管理者的压力，存在于每一个成功者身上。正如华尔街的名言“金钱永不眠”，那些离金钱更近的精英们，也大多难得安宁。当人们为魏萌之死惋惜时，说得最多的是她在创投圈中的业绩，以及这业绩与年龄的反差，还有反差背后隐含的压力。魏萌所在的DCM专注早期投资（也被称为风险投资），她是公司里亮眼的年轻新秀，组织DCM每年的年会，在创投圈人脉甚广。一位投资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告诉本刊，与私募股权投资相比，早期投资的冒险性和工作强度更大，找到一个好项目就像是“赌石”，“早期标的可能需要看100个才挑1个出来投，工作强度很大”。而且好项目留给投资人鉴别的时间很有限。“比如我要投一个早期的项目，可能需要在一周内甚至三五天的时间里，跟20个与该项目有关的上下游的人去聊，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根据“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的投资古训，大多数时候，每个投资人的手里都要同时推进几个项目。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公司内部还会开一次投决会，相当于内部路演，共同评估负责人手中的项目是否值得投资。

出事前，魏萌已经做到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再往上就是合伙人——这既是一种荣耀，也意味着她的上升通道非常狭窄。投资圈的文化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价值”，上述投资人对本刊记者说：“如果你在半年或一年都投不了一个项目，那就意味着你跟基金的风格（不搭）或者你的工作能力在这里不被认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就需要获得更好的项目。要获得更好的项目，通常又意味着你得是“更好的自己”，“优秀的项目很多投资人都在抢，这时候考核的就不只是你的专业能力，还有综合能力，比如你的人脉、资源、对创业者的影响力和创业者对你的认知”。现在还不确定魏萌是如何加入诚泉工作坊的，但一位反传销人士易铁告诉本刊，疫情以来，投资业务不景气，不少投资人都在参加这类课程，常常是一个人带动了一批人，既想提升自我，也积攒人脉。据易铁的说法，魏萌的丈夫也是诚泉的学员。

几年前，杨心也是在圈内人的引荐下，现场报名了活动。她不仅为自己报了三阶段的完整课程，还为公司的员工们也储值了几十万元的课程费用。她期待这门课程不仅可以帮助她成为“更好的自己”，还可以为公司带出一批管理层的中坚力量。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课程带给她和公司的影响，却朝向她预想的反面。

更差的自己

“你要什么？”

一位30多岁的男士坐在凳子上，仰头看着提问的人。按照课程要求，问问题的人站着，回答的人坐着，一边回答，一边将双臂往前摇。

“我要钱！”男士喊道。这个简短的回答似乎搅动了他内心激烈的情绪，他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大，而后大哭了出来。

“你要什么？”——这是“领导力”课程的第一阶段“探索”的一个环节。整个房间里播放着激昂的音乐，两个人一组，三四个组配有一个助教盯着，如果谁问得不够投入、声音不够大，助教就会跟着喊，调动情绪。轮到洋洋回答了。她最开始想回答“我什么都要”，但这个回答字太多，不适合脱口而出的喊叫，于是她改得更简洁：“我要爱！”

洋洋是北京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员工。从小时候开始，“不完美感”就一直在她的心中作祟。妈妈是老师，在家里也习惯用“排名”来衡量洋洋的表现。从小到大，妈妈对洋洋的夸奖，都是用阶段性成果换来的，比如，考试成绩好、工作进了还不错的公司、涨了工资等等。

洋洋还记得留学时的一件小事。在一门以英文为语言的考试中，洋洋得到了92分的高分，这对英语非母语的学生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她兴奋地告知妈妈，然而得到的却是一个问句：“别人考了多少分？”洋洋的心情迅速从开心变成了沮丧。“她不在乎我的进步，只关心我是否超过了别人。”

慢慢地，洋洋将这种渴望得到认可的心理，内化成了不断要求自己进步。她给自己设立了一系列“比别人好”的目标。比如，变得更好看；提高财务能力，达到“只要投资就能赚钱”的水平；运动的体能也不能差，会参加一些马拉松、障碍赛等等。刚工作时，她还和朋友打赌，看谁能先攒够人生的第一个10万块钱。就这样，在朋友的反复推荐下，洋洋报名参加精神训练营。

“我要爱！”洋洋在音乐、周围人的号叫、助教的呐喊下，反复喊出这句话，一声大过一声，直到自己也流下眼泪。她不知道是为什么。那时的眼泪，仿佛就是这个课程的KPI，她又“达标”了一次。

国内一家高校的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青青告诉本刊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野心，这些是人们追求卓越的动力，但同时，愿望往往表达了内心的缺失，常常与许多糟糕的想法是相关的。在课程里，要求个体立刻把不愿宣之于口的秘密讲出来，虽然他们暂时被氛围煽动，但这种粗糙的暴露往往会有反弹，引起更多的羞耻感，甚至造成伤害。

“想象一下，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说‘我要爱’？她/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或者难以得到别人的爱的人。”洋洋由于从小缺失来自母亲的真正的认可，长大后也难以拥有持续稳定的亲密关系。这样带着心灵创伤的群体，更脆弱，更容易受到攻击。

“探索”持续了五天四夜。当洋洋第一天来到训练营的时候，教练要求每个人给自己过去的人生打分。以十分为满，洋洋按照自己的学历、职业、收入与社会关系的满意程度，给自己打了八分，然而当“探索”结束后，她对自己的评估只剩下三四分。

课程的第二阶段是“蜕变”。这个阶段的一个“经典”项目是“沉船游戏”。“现在我们在一艘游船上，途中触礁，即将沉船。现在有一艘救生艇，只能承载两个人逃生，你们每人手中都有一张票，可以投票给别人，也可以留给自己。”在教练低沉的声音里，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这意味着你要与其他人告别。但告别并不是温和的，而是要对未被选择的人说出对方“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这些理由来自“探索”阶段的另一个项目：记忆垃圾。在一个窗帘紧闭的黑暗房间里，在音量巨大的背景音乐下，教练引导学员组成一对一的“死党”组合，即课程里的伙伴，假装成对方的父母，背靠着背，说出对爸爸妈妈的怨言。洋洋的“死党”是一位女孩，双方此前并不认识，但在教练和周围环境的作用下，她很快进入了状态，突然放声大哭，说起来她爸爸家暴奶奶的隐秘经历。她们不知道，这些在人最脆弱的时刻说出的黑暗秘密，很快会成为攻击自己的武器。

用批评和打击来实现“蜕变”，这是第二阶段的核心内容。杨心至今还记得，挂在培训教室中心墙壁上的标语：“蜕变不容苟且”。除了“沉船游戏”，还有一个类似于“批斗大会”的环节，即在陌生的学员面前忏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不好的事，其他学员在教练要求下“给回应”。网传魏萌是在类似这样的阶段遭遇辱骂猝死的。虽然诚泉在公告中予以否认，但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大多体会过语言巨大的伤害性力量。一次次的批评环节过去，杨心越来越怀疑自己，说一句话都要思忖良久，生怕出了问题。“仿佛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人。看自己哪里都是毛病。”

从心理韧性的角度，青青告诉本刊记者，人的压力值像一个容器，有一定的容量。在平时，人们面临的压力一般是慢性的，我们拥有的社会资源如家人、朋友、同事等等，可以帮助应付日常的压力。此时人的认知是稳定的，可以看到事情的好坏两面。然而，在精神训练营里，在持续不断的、来自不同人的指责下，应激源是急性的，同时群体效应将一个问题不停放大，人的认知很容易聚焦在一个点上，产生“认知偏差”。在那一刻，人的恐惧被放到最大。这可能就是杨心等学员，在短短几天的课程里，从自我认可到自我贬低的转变过程。她没有在课程里找到“更好的自己”，却发现了“更差的自己”。

青青告诉本刊记者，心理治疗中也有类似探索蜕变的过程，但一个正常的心理治疗是缓慢渐进的，让人逐渐信任环境，慢慢表达自我，不仅有咨询者的“进”，还要有咨询师的“出”，在揭开伤疤后，再将它慢慢合上，这通常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从几个月至数年不等。但很多“领导力”课程的“蜕变”时间只有大概两周。二阶段的课程走向了尾声。接下来就是感召了。学员们需要感召新人，无偿为机构招募新的学员。

扩张的市场

事实上，上述课程在国内有一个更概括性的名字：“教练技术”。庄明在2006年参加过该课后，一直追踪其在国内的发展。他告诉本刊，他上课那会儿，学员主要是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老板。到今天，课程影响面已然扩大，感召的对象已经包括魏萌、杨心这样的精英阶层，还有洋洋这样的城市白领。

公开资料显示，“教练技术”的前身是来自美国的“生命源泉”课程。它由美国人约翰·汉利与其他三位合伙人共同创立。他们曾是另一门培训课程“思维动力”的培训师，在退出后，约翰·汉利通过研读“人本主义心理学”与“格式塔疗法”（强调人的感受与过去带给人影响的一门治疗方法），创立了“生命源泉”课程。根据《华盛顿邮报》1987年的报道，从1974年始创立的13年中，“生命源泉”已在全美15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超过25万美国人曾接受培训。在80年代初，关于课上有学员精神病发作或死亡的负面新闻涌现出来，约翰·汉利也多次受到起诉。

90年代，这一课程从美国传入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地时，又被称为“生命动力”（life Dynamics），后又从香港传入内地。美国人维吉·布洛克曾撰写过一本《教练技术·教练学演变全鉴》，描述了“教练技术”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由加拿大华人黄荣华带到中国。当时，黄荣华在加拿大注册了“汇才人力技术有限公司”，1995年在中国香港创建分公司，并在1997年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内地。黄荣华也被称为中国“教练技术”的鼻祖。

魏萌所上的LEGACY诚泉几乎在同一时间成立。LEGACY官网称，1995年，该机构行政总裁兼资深主讲人刘杞民曾于美国及中国香港受训，顺利获得“飞跃力”“里程”主讲人认证。LEGACY的培训总监孔伟良90年代在中国香港、美国接受这类培训，2000年前后，LEGACY香港中心成立。

“教练技术”最先在深圳起家并迅速扩张，在庄明看来，这与当时大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2000年前后，沿海地区涌现出不少企业老板，但他们缺乏管理团队的概念和能力，不知道怎么发挥领导力，针对此类课程的培训市场也一片空白。“忽然间来了教练技术课程，这些人一下子觉得好像接触了一个新的世界。”

进入中国后的几年，汇才一度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教练技术培训机构。根据《教练技术·教练学演变全鉴》的介绍，2006年，汇才在中国已经拥有100名教练和12家分支机构，学员遍布全国各地。这一年，庄明被朋友拉到了深圳汇才上课。2007年，汇才及其分支机构因偷税漏税违法行为被上海、广州两地的工商部门查处后关闭。

随着汇才的倒闭，国内该类培训并没有如想象中走向衰落。它培养的大量学员开始分散到全国各地，另立门户。“汇才”因此被戏称为中国教练技术行业的“黄埔军校”。LEGACY诚泉的北京站点也在2010年成立，负责运营的是诚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接着2018年深圳分公司成立。根据庄明的观察，诚泉在后起的这批培训机构中并非名气最大的，一个叫众鼎商学院的培训机构曾通过借壳新三板上市，直到2018年公司管理层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才倒闭。

“教练技术遍地开花之后，都需要发展海星（学员），但是国内哪有那么多大企业家，学员的层面就越来越广。”庄明对本刊记者说。这时，尽可能多地感召“海星”成为机构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学员类型开始从企业老板向精英阶层和普通白领下沉。“感召”环节被强化，不少机构甚至要求在24小时内拉到规定的学员数。

李慧是杨心的同期同学，是江苏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她完整上了三个阶段的全部课程。她向我们讲述了“感召”的详细过程。进入第三阶段后，教练会去问班里的每个学员，“你觉得你能感召几个人来上课？”统计完之后，第一周有一次“24小时感召”的集训。在集训里，李慧所在班级的15个人全部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在教练的监督下，按着电话里的通讯录，挨个打电话。“一开始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但他们（教练）总归有办法说服你。”比如，教练会反复给学员植入“信念决定结果”的价值观，并鼓励学员“打开格局，自己得到训练的同时，为平台作贡献”。教练还会告诉他们，感召是检验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有人为了证明自己人际关系好，进行垫资。还有一个家庭妇女，因为亲朋好友都在外地，她把自己老公的客户电话全打了一遍。

第一个“感召”到人的学员会被强调是“冠军”，“感召”完成后就是付费，财务和刷卡机就在房间里随时候着。李慧需要每天早上在“打卡群”上报自己一天的“感召”计划，并在晚上汇报完成情况，接受班级成员的监督。完不成就要和配对学员一起接受惩罚，惩罚方式由学员自己制定，包括剃头、吃柠檬、罚款、跑圈等。

李慧体验到的“感召”的高潮，是一场“心连心”公益活动——去一所学校开展亲子关系讲座。其间，大家分工，先去“感召”校长，申请到场地之后，开始募集资金。团队的每个人会有KPI，需要硬着头皮去“感召”朋友甚至街上的陌生人。筹集到资金后，开始“感召”学生家长，请他们一起来参加活动。“感召”反复出现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生活无处不感召”。

庄明告诉本刊，国内的教练技术课程里，经常能看到以“成长心连心”“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等不同名目举办的公益项目。这是汇才在引入来自美国的“生命动力”后，为增加团队凝聚力、强化“感召”效果而加入的环节。以诚泉为例，他们的官方账号上就曾宣传过一个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关怀活动，还请了明星站台。魏萌事件发生后，相关信息被隐藏。

艰难的回归

也有感动的时候。

课程快结束时，李慧写过一首诗：

“我喜欢星辰，

不管是明亮，还是灰暗，

你永远都在那儿陪伴着我。”

导师要求她把诗中的“你”和“我”调换。李慧一下子就被感动了。“你”和“我”调换后对心理情境的改变，让李慧在一瞬间觉得世界被打开了，自己似乎“真的变得更好了”。但在课程结束离开机构之后，那套被反复灌输的“信念决定结果”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里似乎失效了：当初设立的减肥计划并没有实现，公司业绩也没有在上完课后实现大的飞跃。不仅如此，她似乎仍在延续课程里“一切从自己找原因”的思维，李慧在生活中给自己加了许多条条框框，哪怕是一句话或者一件小事，也会质疑自己，用课程的语言来说叫“回看”。没有明确自我认可的内心，在课程里被数次暴露。“本来是芝麻大的问题，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西瓜大的问题，但是我找不到答案。”

感受到自己无法从课程的影响里走出来，李慧求助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建议她，学会释放情绪，不用压抑自己，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经过几个月的咨询聊天，李慧自己平时也会翻阅心理学书籍、公众号，慢慢从自我苛责的怪圈里走了出来。

李慧的“死党”，即课程里结成的二人伙伴，却有更大的麻烦。“死党”是一位做家具高级定制的建材公司老板。木匠出身，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靠着南北方的价差做建材生意，积累了第一桶金。和很多早期创业者一样，他擅长通过人脉了解价格信息，但缺乏公司运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对精神训练营中导师教授的“管理学”知识深信不疑。后来，李慧得知，课程结束后，“死党”将自己的工厂迁址，后来出现经营困难，至今还在还债。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还在不停地回来上课、做义务助教，祈望在课程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杨心也没能通过精神训练解决自己的初衷。在三阶段“打卡群”设立目标的时候，杨心给自己设立了开一个新公司的目标，在三年内达到产值5000万。原公司里她带过去上课的员工，也在课程结束后纷纷辞职，自己开设了和杨心有竞争关系的新公司。“那一年总觉得自己可以创造奇迹，但内心又很焦躁，整个人老了好几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杨心说，自己和员工在激情下创造的新公司都先后倒闭了。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提道，这一类精神训练课之所以存在市场，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出于职场的竞争压力、人际关系需求等等，每个个体都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对“更好”的无止境追求，反而成为现代社会，尤其是精英的焦虑源头。但现阶段提供正规的心理咨询服务的机构远远不够，便为此类课程提供了空间。中国心理学会于今年发布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与特点》，报告指出，我国成年公众的心理健康素养总体处于中偏低水平，有相当一部分人群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却因对心理疾病的污名态度、对精神医学治疗的误解，而拒绝寻求专业帮助。

疫情可能加剧了这种现象。去年，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昕参加一个保险公司举办的行业论坛，产品针对高净值人群。保险公司在疫情期间做了一项针对企业高管的调查，发现这些人的心理压力比普通员工要高得多，“因为他要面对的不再是一家子生存的问题，而是一个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生存问题。他们需要有解压的手段，但是恰恰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解压手段，最终只能通过一些课程来做自我提升，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个压力。其实很难”。

疫情期间，杨心的公司业务停滞。但此时，她反而慢慢冷静了下来。她逐渐发现，世界上没有一套万能的方法可以套用，对企业如此，对自己的心境也是如此。所谓的“领导力”，其实在于真实面对当下的人和事，想办法做好每一件具体的事情。虽然团队已从原有的100人只剩下30人，但她更愿意相信，现在就是最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