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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还是救赎:16岁少年的10年刑期

huazhu 生活 2021-10-08 09:23:00 49 0

针对未成年犯罪,目前国内还没有独立的少年刑法典,《刑法》中也没有少年刑法专章。当一起案件中出现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交织的情况,如何处理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如何在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的前提下,给予未成年人成长的机会,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时代问题。

(站酷海洛供图)

“出事”的少年

一包香烟,外壳主要是绿色,中部留出三分之一,印了两朵荷花。盛开的那朵卧在荷叶上,另一朵含苞挺立。这包“荷花”牌香烟,在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是一群少年经常购买,分享到社交软件上的品牌。零售价约40元,不算很贵,但也不属于廉价香烟。

“它有一种香。”严熙的声音很小,我几乎要错过这句话。什么香?他也说不上来,只是说有些小孩好几天才能省出钱买一包“荷花”。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个刚17岁的少年,脸上还有没消的痘印。身形偏瘦,说话轻声细语,显得十分温和,笑的时候也不发出声音。有点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体形,也曾经跟着别人在夜间游荡街头,有时候会打一场架,身上至今还带着些“社会”痕迹——特意留长的指甲,左手食指上一个银色粗戒指,似乎在模仿某种成年人。

我是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发现”严熙的。在永新县,少年们更喜欢用这款软件社交,在账号里贴上自己的照片,配一段音乐,再加上简短的一行文字。照片里,他们大多用手机遮住半边脸,分享香烟、文身,“荷花”牌就是经常出现的一种。他们把无职业、在外漫无目的游荡的行为叫作“打流”。在软件上,只要你找到一个“打流的”,坚冰就破了一块,像流水一样,指引你找到其他的人。严熙是流水中的一股,他认识我要找的少年。

少年叫吴一哲,2003年12月出生,初三时辍学,上街头“打流”。他在永新县小有名气,一是因为他打架比较厉害;二是2020年5月8日凌晨,在相邻的安福县一家宾馆内,16岁的吴一哲被多名成年人围殴。他拿出匕首对抗,造成一人死亡、二人轻伤。2021年5月,安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吴一哲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两罪并罚,合并刑期10年,比之前公诉机关建议的刑期多3年。随后安福县检察院抗诉,认为对未成年人来说量刑畸重,二审移交到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8月31日,二审开庭,宣布择期宣判。

开庭当天,吴一哲的事件上了热搜。这位16岁的少年到底应该在这起恶性事件中承担多大的责任?舆论各执一词。相当一部分评论同意此前安福县检察院的抗诉,赞同他是正当防卫,而且他的“对手”是一群在街头“打流”的成年人。但也有不少评论认可此前法院的判决——吴一哲的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反杀。他本身就是个劣迹斑斑的街头少年,在2019年4月至2020年2月间参与了一系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行为,这次他和那群成年人之间的打斗应该属于黑社会互殴,“判10年都少了”。也有一些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学者提到,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审被判10年,且检察院抗诉量刑畸重的情况并不多见。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来说,教育、感化、挽救是第一方针。针对未成年犯罪,目前国内还没有独立的少年刑法典,《刑法》中也没有少年刑法专章。当一起案件中出现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交织的情况,如何处理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如何在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的前提下,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时代问题。

2021年9月中旬,我来到永新县。汽车开过弯弯绕绕的国道,到达永新县边缘后,路面变得宽广、平坦,深浅轮廓的群山成为远处的背景。县城不大,50多万人口,城区内没有网约车,连出租车也很少见到,偶尔还能看到蓝色小货车驶过,柴油机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出行主要靠电动车,路边停满了共享电动,城南到城北,十几分钟就够了。吴一哲是这个小县城年轻人中的“名人”。我一开始在网上联系到的永新县年轻人都没真正接触过他,但都听过这个名字。他们大多只比吴一哲小两到三岁,说起吴一哲,仿佛在说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被判了10年的那个”“永安一哥”……直到发现吴一哲的短视频账号,留言区的人才向我描述了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打流”少年。

阿哲

吴一哲的快手ID叫“阿哲”,街头“打流”的少年们也这么称呼他。最新的一则短视频作品发布于2020年5月5日,那是出事前三天,他分享了一则拍摄于冬季的旧视频。视频中,吴一哲戴着金属框架眼镜,低头点了支烟,抬头看向镜头,吐出烟雾,比了一个V。身旁是一位染着黄头发的朋友,衬得吴一哲更像个学生。吴一哲在视频下@了一个账号,写着“想你了”。那个账号就是黄发朋友,2020年3月因为涉嫌强奸进了看守所。如今,吴一哲自己也成了被“想念”的对象。在这最后一则作品下,有200多条留言:“该出来了”“想你”“等你出来”……严熙的留言也在其中,他比吴一哲小一岁,曾是吴一哲的追随者。

单从外表看,吴一哲并不具备一眼可见的号召力。他身高约一米七五,瘦,肤色偏黄,混迹街头前曾在永安中学读书。这是县城内两所公立初中之一,按学区划分,名气不分上下。严熙也在“永安中学”上过初中,初一时在校门口广场的一家奶茶店认识了吴一哲。奶茶店叫“休闲吧”,上下两层,是学校内不太爱学习的人常去的地方,常常座无虚席。“当时觉得他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严熙记得,那会儿吴一哲偶尔跟校霸出去打架,“他并不参与打架。说难听点,就是在后面提书包的。”

变化发生在初二下学期。当时严熙已经辍学,发现吴一哲经常逃课来“休闲吧”,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永安中学的几个人跟另一所初中的人在QQ群里发生矛盾,相约在休闲吧门口打架,吴一哲和严熙也参与。那天是下午,“对方一开始来了三个人,后面又来了两个帮手。我们这边人更少,但吴一哲第一个冲上去,直接打了对方带头的两拳,然后又打了另一个人。之前不知道他那么厉害,对方后来的帮手都没敢动手”。那次之后,严熙就跟了吴一哲,团体慢慢扩大到五六个人,几乎都是已经辍学的未成年人。吴一哲在小团体中不自称大哥,严熙觉得,几个人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平时会互相开玩笑。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几人中吴一哲打架最狠,说话也更有分量。初中生的争斗,起因大约就是三种:自己被骂了、朋友被欺负了,或是都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除非是书呆子,一天到晚没有别的生活(才不会打架)。”严熙说,“跟着吴一哲永远不会输。(他)不怕死,总是冲在最前头。”这个特点让他被人记住,也让他获得了同龄人的“尊重”。

加入吴一哲小团体的少年们有某种相似性:几个家庭都来自县城周边的乡镇,租住在城区;父母要么离异,要么忙于生计,没时间管孩子;在学校跟老师相处也不愉快,有老师直接让他们退学。郗培植是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他曾总结过,青少年犯罪的个案中,往往带有成年社会的投影。教育理念的落后、缺少家庭关怀与社会机制辅助,是暴力背后的社会原因。但在过去,预防未成年犯罪的一个难点是,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约束似乎有个断层,管教机构的措施极其有限。这些少年以前都常参与街头斗殴,但学生间的打架,大多只动拳头,即便被警方发现,带到派出所讯问,都因为年龄不满16岁,不予刑事处罚,第二天就放出来了。但未成年人对暴力的无意识,就在进进出出警局的过程中积累起来。郗培植曾在访谈中提到,公安机关的批评训诫,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孩子觉得无非就是进去一天,甚至是一种值得骄傲和对外炫耀的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再犯同样的事。以前是16岁以下不予处罚,一旦达到年龄,就直接把他抓起来了”。

吴一哲就在这样几乎没有规则限制和足够警示的环境中成长着。他4岁时父母离婚,抚养权判给了母亲。之后母亲去江苏无锡打工,将他留在县城,跟着外公外婆长大。外公今年快70岁,他告诉我,“(吴一哲)小学时候都挺好,成绩一般。喜欢打乒乓球,也按时回家”。升入初一,两位老人身体变差,吴一哲母亲短暂回来过一段时间,在幼儿园工作。因为工资太低,初二那年,吴母回到无锡,吴一哲寄宿学校。也是这一年,他开始频繁逃课,从“提包小弟”逐渐成为冲在前头打架的人。但外公不知道这些经过,不知道吴一哲在外“认识了什么坏孩子”,甚至有时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位老人觉得自己能做的只是告诫他:“不要做违法的事。”

离校

该升入初三那年,吴一哲辍学了。校园生活的结束,通常以“翻墙离校”作为某种标志。严熙是这样,他印象中其他朋友也是这样。翻过一堵墙,就进入校园外的世界。离开学校之后,吴一哲和严熙等人更多时间待在一起。他们一起住宾馆,五六个人开一间房,两张床拼在一起睡。成年人的社会向他们打开。

吴一哲有了文身,胸前是一朵花,左胳膊是一条花臂,整个后背也满是图案。打架的对象是年龄更大的社会上其他“混混”。打架也有了工具——这是县城里“狠角色”的标志——虽然他的朋友后来跟我回忆,如果没有文身,吴一哲的体形和外貌都更像个学生。但他显然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学校和家庭外的世界,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他通常带一把匕首,后来又从网上购买了红缨枪、梭镖,红缨枪比他的个子还高,没有开刃,打架时用来壮气势。他还从黑车市场买了一辆轿车,两三千块。跟谁学的驾驶?严熙也不清楚,但吴一哲的外公记得,有段时间,外孙问自己要了几千块钱,说去学挖掘机,为以后找工作做准备。

接触更多后,严熙觉得吴一哲跟其他团体中的“狠角色”不太一样。“他不随便欺负人”,不会因为看路上某个人不顺眼就去打架,也不像有的人,会用自己小弟的胳膊当沙包练打拳。他讲义气,不会出卖同伴,也不问小弟要“保护费”,没钱时,还去过深圳一家工厂工作了一个月。他很大方,只要有钱,就会请吃饭。他甚至还爱看书,虽然是网络小说,但在这些街头“打流”青年里,已经算是难得的“有文化的人”。另一个曾接触过吴一哲的男孩告诉我,吴一哲曾推荐他们看一本小说,但手机上“一排排文字,我们都不看”。他还有个稍微特殊的爱好——养宠物。吴一哲养过一只白色斑点的香猪,因为一周没回家,死了。后来养了一只肥肥的蓝猫,还曾在社交平台分享过逗猫视频,配文“猛男必备”。但是吴一哲经常不回家,严熙分不清楚,那是他养的第几只猫。

在严熙的记忆里,没出事之前,“打流”生活和正常生活一样按部就班,甚至称得上单调。通常,他们的一天从下午开始,在宾馆睡到下午两三点,然后出去吃饭,饭后到电竞馆打游戏,或者去KTV唱歌。吴一哲的偶像是Beyond乐队的主唱黄家驹,但他自己唱歌总跑调,被其他人取笑。玩累后再回宾馆,打手机游戏、聊天,或者拍照发快手,凌晨三四点是一天的结束。永新县晚上11点后,路灯不再分红绿,只有黄灯的箭头在路口一闪一闪,就像这群未成年人的校外生活,没有“走”或者“停”的确切规则。他们开着马力十足的电动摩托车、轿车疾驰过路口,在深夜的马路上留下一段夹杂着口哨的引擎声。打架通常也是在夜间。在深夜的街头,分属不同团体的“打流”青年们,出入在相似的KTV、宾馆和电竞馆里,难免有冲突和碰撞,而他们的解决方式通常是拳头,甚至刀具。

2020年2月27日,疫情稍微有松动时。凌晨,吴一哲开着他的比亚迪轿车,载着严熙等六人外出。在永新县人民医院前十字路口,撞见了之前就有过节的另一伙“打流”青年。当天稍早时,对方还开车追截过吴一哲的车。严熙当时坐在后排,他记得那个让人心惊的场面:“对方用车子别住吴一哲的车,动不了了。一伙人拿着斧头下车,过来砍我们的车窗,窗玻璃碎了,吴一哲的左手被砍伤,流了很多血。”吴一哲捏着一把匕首下车对抗,用淌着血的手臂接过一个朋友从车后座取出的红缨枪追赶对方,直到把对方赶走。吴一哲住进医院,胳膊打上了钢钉。

那场冲突的当晚,严熙在警察局做完笔录后就离开了县城。他所在的职校开学了,第一年就要去外地实习。这所学校是严熙家人要求他去的,位于县城边缘,封闭式管理,每三周放一次假。对这些街头的“打流”少年来说,家人能给他们找寻的出路不多,职校算是其中一种,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效果。当严熙被封闭在职校后,他和吴一哲的交集变少了,吴一哲也有了新的伙伴。

5月8日

9月中旬,我在永新县一个乡下的超市门口见到了李清毅。2020年初,他从乡下来到永新县城,成为吴一哲圈子里的一员,直到5月8号那场流血事件发生。

见面时,他坐在板凳上抽烟,两只胳膊都有文身,其中一只胳膊上只有轮廓,没有上色,因为之前的文身已经花了2000多元,“没钱了”。他今年17岁,但身高不到一米六,宽松的黑色T恤显得人更瘦小,一副大大的框架眼镜有400多度,快要占去他脸的一半大小。在和本刊记者的交流中,李清毅显得很主动。因为觉得10年刑期太长,他想为昔日朋友做点什么。

李清毅的讲述从2020年3月开始,那是他密集接触吴一哲的开始。他告诉我,2020年2月那场街头冲突之后,吴一哲出院回家养伤。因为疫情,他的妈妈也在家,两人住在一个安居小区的廉租房里,5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安居小区是政府为经济拮据的体制内员工提供的一种选择,也有人申请后把房子转租出去,每月租金400元左右。小区距离县城边缘约两公里,西邻一座矮山,每栋7层高,没有电梯,外墙涂了一层淡粉色油漆,像是县城西北角的一个粉色点缀。

2020年3月初,疫情笼罩着全国,“打流”生活也多少受到影响。“那时候永新县没几个人可以玩了。”李清毅对我回忆,“待了太久也没意思,又不想去远地方,太麻烦,刚好我在附近安福县认识几个人,就提起去安福玩玩。”安福县发展不如永新,饭菜便宜,连宾馆的价格都低了一小半。4月疫情稍缓,吴一哲妈妈赶去无锡打工,吴一哲拆了胳膊上的绷带,带着宠物猫到安福县,和同伴们一起租了三室一厅的套房。房租4个月2700元,吴一哲单独一间房。

在安福的那段时间,每天的生活节奏跟从前相似。下午起床,晚间外出。安福县街头的“打流”年轻人也知道县城里来了几个永新人。“安福县混街头的,头发都染成黄毛、绿毛,出门成群结队的。”李清毅说,“他们看到我们,就会悄悄议论,吴一哲让我们不要理会。”但为了防身,他们还是在网上买了几把匕首、一把未开刃的红缨枪,寄到安福的住处。5月8号那天,这些武器都派上了用场。

关于5月8日的事件,一审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和证人证言是这么描述的:2020年5月7日晚,吴一哲和李清毅几人在KTV唱歌,晚上10点左右,吴一哲和其中一个同伴,接了两个新认识的女孩,去锦洋宾馆410房开房。其他几人先回出租房。其间,两个女孩出宾馆闲逛,遇到了安福县的“小黑”一伙人。“小黑”之前认识这两个女孩,当晚约她们出去吃夜宵被拒绝。8日凌晨约00:30,“小黑”去410房敲门,吴一哲开门后,告诉对方敲错了门。“小黑”觉得对方语气不好,用眼睛瞪他,于是打电话叫朋友来宾馆,在宾馆二楼杂物间取出之前藏匿的一把匕首和焊接了钢管的柴刀。几人再次敲410房间门,无人应答。之后,“小黑”去宾馆前台拿了总卡,刷开房间门,把柴刀立在左边卫生间的墙上,用匕首指着吴一哲,发生争吵。二人各自呼叫同伴来宾馆,“小黑”的朋友先到,共8人,其中至少4人围殴吴一哲。过程中,吴一哲左手臂再次受伤,他拿出匕首,刺到三个人。两人轻微伤,一人在凌晨2:30左右因失血过多身亡。

吴一哲从宾馆往住处跑,500多米的距离,跑到一半,遇上拿着红缨枪、梭镖正往锦洋宾馆赶的李清毅等人。“吴一哲的双手有血,身上全是汗,脸很红,后背好像也被打肿了。”李清毅蹲在乡政府篮球场边的一棵树下,回忆着近一年半前的那个夜晚。天渐渐黑下来,他时不时抽出一根烟,似乎烟草的味道和抽烟的姿势,能帮他挖掘记忆、组织语言。打火机快没油了,“吧嗒”按上好几次才能点上一支。抽完了,他就低头用手抠树旁的土,一捧土挖出来,又放回去。他反复说,自己和吴一哲相处的两个月,从没见吴一哲主动找人麻烦,也没打过架,出事当晚是他们第一次见“小黑”。

未成年与成年人的交织

相比永新县,安福县显得有些破败。老城区内道路更窄,出租车同样很少,甚至连共享电动车也没有。事发的锦洋宾馆开在老城区中心位置的十字路口,最贵的房间一晚只需100元。2020年5月8日晚,被吴一哲捅伤最严重的人叫罗荣,去世时22岁。跟他一样,当晚参与打斗的安福县一伙8人,几乎都在20岁以上。那是一个成年人群体,体形看上去比吴一哲这些未成年人更强壮,相似的是,他们都在街头“打流”。

周振桥是罗荣的继父,退役兵,在安福县下面的乡政府工作。8号凌晨,他接到电话,说儿子在医院抢救。确认不是骗子后,周振桥用摩托车载着妻子,骑了120里公路,凌晨3点赶到医院时,儿子已经去世。他告诉我,罗荣5岁时,亲生父亲去世,2011年,13岁的罗荣随母亲到周振桥家后,在乡镇读六年级,“成绩不是很理想,及格线上下。留过级,初中三年读完就结束了”。他曾计划让罗荣去当兵,“孩子一米七多的身高,长相帅气,但他怕辛苦,不想去”。

当兵计划搁浅后,罗荣去了深圳,在一个亲戚开的电子厂打工,但工作总做不长久,周振桥觉得是因为懒,没长性。几年来,罗荣总是有钱了就辞职,回县城找朋友玩,没钱了再去找新的工厂。周振桥没见过罗荣的朋友,但他知道,孩子一年要回家好几次,在县城一玩就是20多天,最长一次在县城玩了几个月。他与孩子的关系不算亲近,妻子也很少跟孩子交流,只是一个月打一两次电话,提醒罗荣不要玩得太过分。出事前一周,5月1日,周振桥还跟罗荣视频电话,之后再见面就是在安福县的医院。此前,周振桥从未听说过“小黑”的名字,事情发生后,警方告诉他“小黑”有过前科,因为寻衅滋事入狱,刚结束一年的刑期。

在安福县,我在社交软件上寻找在街头“打流”的成年人,他们大多数都听说过“小黑”,知道他带领一伙十几个人,没有正经工作,会收16岁以上的“小弟”,让小弟办银行卡,再对外出售银行卡信息。因为人多、年龄大,在打斗中常常是赢的一方。

郗培植告诉我,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进行诈骗、暴力等犯罪活动,形成团伙,是近几年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17年至2020年,检察机关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犯罪提起公诉增长较快,由4人增长到170人。

吴一哲也曾经跟随过一个成年人。严熙记得,大约在2019年初,吴一哲认识了一个1999年出生、名叫肖枫的成年人。严熙见过肖枫几次,把肖枫看作“上一辈的人,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和表情,都特别拽”。但肖枫认识的朋友多,吴一哲有时在外遇到困难,就会找肖枫。

李清毅更熟悉肖枫。2019年6月,当时他在乡下,每周零花钱只有10元,愿望是“混好一点,不缺钱”。听其他“打流”的少年说,“跟着肖枫有钱赚”,李清毅便加入了肖枫的团伙,睡进宾馆,“吃好的、喝好的,每天都有钱赚”。但他并不清楚肖枫具体如何赚钱,只记得肖枫每天让他去借别人的闲鱼账号和收款码,借到后,肖枫一个人在厕所打电话、收钱,“几乎每天都能赚到钱,请我们吃饭,还给我们买戒指”。有时还会给李清毅工资,300~1000元不等。李清毅隐约知道那是诈骗,违法,他用自己不是主犯的借口说服自己。直到2019年11月,肖枫在南昌被抓,当时李清毅就在旁边,“看到他(肖枫)被警察教训得不敢还手,想想平时他‘神气’的样子,忽然就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未满16周岁,被警方训诫后,李清毅回了老家。肖枫后来因为强奸、强迫卖淫、聚众斗殴等罪行,被判刑20年。

10年刑期争议

广西天狮灵动律师事务所的杨涛是吴一哲的第二任辩护律师。他为吴一哲做的是无罪辩护,认为在当时的围殴强度下,吴一哲是正当防卫,“不能因为防卫人事后没有受伤以及防卫后果的严重,忽略防卫的正当性”。一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吴一哲因防卫过当,“明显超出限度”造成故意伤害。但杨涛认为,吴一哲是未成年人,当时面对8名成年人,就算是防卫过当,判罚也应遵循免除和减轻的原则,且对于未成年人也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综合考虑判罚。另外,吴一哲自愿认罪认罚,态度良好,家人与死者达成民事赔偿,取得谅解,这些都是减轻处罚可参考的因素。

“正当防卫不能从结果上要求对等。如果从少年司法的角度,不应该只看事情的结果,而是看他的主观恶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说。他还是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在过往的观察和研究中,他认为对于未成年人,更要看重的,是犯错的原因。“他是不是很早或者持续有这种恶性?是不是对周围人群有危险性?原因是什么?如果都有,要判刑,也不应该以成人司法‘罪责一致’的理念判罚。要优先考虑对未成年的矫治而不是优先考虑社会影响。”皮艺军曾在文章中解释,这种思维方式是把少年成长放在第一位。比如,对重刑少年施以处罚,是因为他们之后的再社会化需要接受这种处罚,处罚有利于他们的矫正。这种处罚首先是对他们的保护,然后才是通过这种措施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而10年的刑期,对一个当时未满16周岁的少年来说“显失公平”。皮艺军说:“少年犯罪跟成年人不一样,基本都是冲动型。我们可以惩罚他。”但10年刑期,“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也忽视了正当防卫的正义性”。

根据皮艺军的观察,近年来,未成年犯罪有一个倾向是暴力成分增多。最高检察院公布的《白皮书》也显示:以2016年为节点,检察院受理审查未成年人起诉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开始逐年上升。如何应对未成年犯罪中的暴力?郗培植的建议是尽早预防,避免小错误不断积累。他在追踪相关案件时,发现未成年人在16~18岁,也就是完全具有了刑事责任能力之后,刑事案件数量突然有一个增加,但在14~16岁,刑事案件数量很少。“我们觉得有些矛盾,后来才意识到,因为16岁之前未成年人不受刑事处罚,一些小错误没有被重视。其实这种小毛病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发现,之后也不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成本。”郗培植说,“目前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新修订的专门教育是针对这一类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措施,是收容教养的改革,由教育行政部门与司法力量配合,管教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

但在安福县,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专门教育场所。吴一哲被批捕后,一直关在安福县看守所。2020年末,16岁的小俊也进了安福县看守所,和吴一哲同一间。看守所没有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12个人,睡大通铺,除了我和吴一哲,其他都是成年人”。小俊说,吴一哲“人挺好,不欺负谁,跟三四十岁的人都聊得来,好像什么都懂一点”。每天有一半的“打坐”时间,吴一哲就看书,“《道德经》一整本,他几乎都能背出来”。他的左胳膊还没完全恢复,无法伸直,一到下雨天就疼。“吃完饭,他就把胳膊靠在墙上按摩,想恢复正常。”

小俊在安福看守所待的3个月里,吴一哲案子的一审结果还没出来,但他视频见过母亲,知道检察院建议量刑7年,从轻处罚后,有可能是5年。吴一哲计算过,自己在看守所待了快一年,还有4年就可以出去。剩下的时间,“他说要好好想想以后出去做什么”。计划之一,是开一家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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