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关系 八年演变

从2014年2月合并克里米亚到2022年2月“续战”复起，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八年的和战拉锯，涉及的不仅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是俄美互动和俄欧关系持续嬗变的结果。

弗拉基米尔·普京2016年几次以充满善意的姿态出现在西方主流报章的头版头条，是在深秋到来以前。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约翰·米克利思韦（John Micklethwait）以及其他少数几位欧美资深媒体人被克里姆林宫邀请到遥远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一张胡桃木餐桌边与俄罗斯总统畅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他们聊到了欧元区面临的债务压力，全球油价“熊市”给俄罗斯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叙利亚局势；同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制裁”（这个词仅仅由普京本人提到了一次）等可能把气氛引向尴尬局面的敏感词。一向重视保护个人隐私的普京罕见地谈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称她们“如今正在从事科研以及其他备受尊重、为世人所需的事业”。他还微笑着否定了访谈者抛出的“治理今日俄罗斯尤为困难”的论断，并且反过来告诫说：“大到美国或俄罗斯，小到弹丸之国，管理起来都很麻烦。这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以及责任心。”

在那年9月第三周出版的《彭博商业周刊》封面上，身着深灰色西服、打着红色暗格领带的普京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肃表情。但印在照片下方的白色标题透露出了他的真实心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只想做朋友”。在和米克利思韦的谈话中，俄罗斯领导人几乎是以公开许诺的方式在向欧美政治家喊话：“我们的外汇储备里有40%是欧元，欧元区崩溃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已经准备好跟任何一位（美国新）总统合作；当然，这取决于美国新政府为此做了多大程度的准备。”“我们真的会跟‘北约’开战吗？你当真觉得我们会用核武器去征服波罗的海吗？这是什么疯话？”“至于你们担忧的扩张俄罗斯势力范围的问题，从莫斯科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花9个小时，只比从莫斯科飞越整个西欧和大西洋、抵达纽约近一点点。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可扩张的？”

这场大张旗鼓的“缓和攻势”开始之际，距离2014年2月俄罗斯—乌克兰局部军事冲突爆发已经过去了两年半时间。在这两年半中，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被正式并入俄罗斯，同时在乌克兰东部与俄领土接壤的顿巴斯地区，出现了两个由分离主义武装控制的独立政治实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NR）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NR），与乌克兰政府军处于事实上的内战状态。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中的欧盟成员国在借助《明斯克协议》努力调停东乌冲突的同时，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主要西方大国共同启动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俄银行业、能源出口部门以及军事、科技产业成为西方制裁的重点“盯防”对象，普京、梅德韦杰夫等军政高层人员个人也被列入制裁名单。外部压力与全球原油价格总崩盘的到来形成累加效应，导致俄罗斯本币卢布在半年内贬值超过50%，外汇储备总额一度缩水接近三成，通胀率更是连续两年突破10%。

然而，进入2016年夏天，风向似乎正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中东难民危机的持续升温促成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浪潮的大爆发，结果不仅导致英国在当年6月公投“脱欧”，更使得法、奥、荷、匈等国持有激进“疑欧”立场的政党变得空前活跃。在这些反传统政治力量的全新叙事话语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被视为“可容忍”、甚至值得鼓励的。这种舆论场内整体氛围的变化，加上俄德之间继续低调推进的能源合作的存在，使得乌克兰问题在欧盟议事日程中的优先级别被一再调低。而俄罗斯、伊朗两国在叙利亚战局中的骤然“加码”，则使得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一举夺回了对国内核心城市带的控制权，大大增加了莫斯科在中东事务上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即将迎来换届的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出现对俄罗斯方面有利的人事变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曾经亲口宣称，普京是一位“个性丰富、卓有才干的领袖”；大概率将被提名为新任国务卿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勒森，更是在俄罗斯能源市场深耕多年，被普京本人亲自授予过友谊勋章。在美国大选前夕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解除对俄制裁做铺垫，成为了俄罗斯的一着精心布局。

同样是在2016年，4月中旬，娜塔莉·亚列西科（Natalie Jaresko）挂冠而去，辞去了担任不到一年半的乌克兰财政部长的职务。这位出生于美国的第二代乌克兰移民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也是1992年美国派驻独立后的乌克兰的第一批八位大使馆工作人员之一。2014年12月，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人事团队找到了已经转职为私募基金合伙人的亚列西科，紧急为她办理了入籍手续，恳求这位在美国国务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大量人脉的单身母亲帮助遍地狼藉的乌克兰免于遭受财政破产。亚列西科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上任刚刚9个月，她就完成了乌克兰国家债务的重组，说服了持有180亿美元待偿兑政府债券的私人投资者减免债务总额的20%，并与IMF和欧美国家签署了在四年内提供400亿美元贷款的意向协议。然而，当亚列西科提出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将经济政策与政治倾向做分离”时，波罗申科撤回了对她的支持，并宣布改组政府。亚列西科黯然下野，留下的最后忠告是“人民承受了改革的短期代价，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赢回民心”。在那之后，以“反俄、亲西方”为标榜的波罗申科政权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声誉扫地。

站在历史后端，我们将会发现：2016年，几乎是俄乌战略僵局最接近以妥协收场的时间节点。无论是欧洲舆论制造的缓和声浪，还是美国政府的换届，乃至乌克兰政权的内部分裂，都在为俄罗斯因时制宜地拿出解决东乌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创造条件。类似基辛格这样的资深外交家，甚至已经在撰文讨论如何使乌克兰“彻底中立化”、以为美俄关系的结构性改善制造机会了。然而，这样的机会同样称得上转瞬即逝——2017年2月，上任伊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陷入“通俄门”风波，从此被这一事件反复纠缠直至任期结束。对俄罗斯政府可能卷入美国国内政治运行的恐惧，和愈演愈烈的“赛博战争”形成预言互证，使得特朗普当局不愿、甚或不敢严肃对待俄方的诉求。而德俄两国在经济层面的隐性“联姻”，终究无法发展为足够使整个欧盟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反，在乌克兰经历政府更迭之后，一度构成德国在欧盟内部主要伙伴的东欧诸国成为了基辅政权的有力支持者。当俄罗斯在2021年岁末预备重启俄美欧三方关于东欧问题的谈判时，遭遇到的几乎完全是敌意和戒心。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俄罗斯的抉择，也构成多方博弈中的另一项动力。21世纪初俄罗斯国民经济与油气出口之间的紧密捆绑关系，意味着经济问题非但无法和政治做切割，反而完全取决于后者的进展。而业已完成重建权力结构与修宪两项重大政治任务的普京，一方面志在尽力创设与俄目前的经济结构相适配的国际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周期性交出“成绩单”，以维持“主权民主”系统的运行。前者最终发展为以区域性国际组织为载体、以追求“战略缓冲带”或“中间地带”为目标的俄式地理政治学逻辑，后者则意味着在2024年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务必毕其功于一役地切除悬而未决的乌克兰“溃疡”。

2022年2月24日，出兵克里米亚八年又四天之后，第二只靴子终于重重落下。在克里姆林宫公开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后，近20万俄罗斯正规军兵分三路进入乌克兰境内，兵锋直指基辅，开始执行俄罗斯旨在“对乌克兰实施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作业”的“特别军事任务”。苏联解体遗留下的复杂民族矛盾和安全困境，最终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得到了又一次释放。而我们也尚难知晓，东欧、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深处的安全环境和权力结构，将被这场走势尚不清晰的局部战争带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