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宰：韩国电影崛起的关键

李政宰是个很好的对话者。对感兴趣的问题，他会滔滔不绝地讲上好几分钟，在记者的提醒下发现自己把影片剧透到连台词都说出来了，后知后觉捂住嘴，懊恼地说：“都是我的错。”

《狩猎》以上世纪80年代韩朝冷战的真实事件为背景。韩国中央情报局内务组和外务组两位负责人朴平浩（李政宰饰）和金正道（郑雨盛饰），各自带领自己的团队负责国家情报安全。在一次证人保护行动因情报泄露失败后，他们要在情报局内部找出隐藏极深的朝鲜间谍。两个部门分别被指派，互相调查。在越来越紧张的局势中，平浩和正道慢慢开始揭露真相。

很多人以为李政宰转型做导演是“演而优则导”，其实不是，这只是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剧本，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导演，才决定自己上阵。

李政宰用4年时间打磨剧本，然后带领韩国电影的顶级制作班底完成了这个成本很高的大制作。拍摄筹备期间正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阶段，也为制作平添了许多困难。

第一次坐在监视器后面的李政宰，因为太希望观众的注意力每时每刻都被情节曲折的故事吸引，所以将白热化的紧张强度遍布整个银幕，加上复杂的历史和地缘背景带来理解上的障碍，快节奏的情节推进让观众疲累。

但《狩猎》仍是一部非常合格的谍战动作片，商业完成度高，顶级团队保证了制作优良。紧张的心理战和精彩的动作戏也让人印象深刻。最为重要的是，李政宰和郑雨盛这两大韩国影帝时隔23年再次联手，奉上了各具特色又势均力敌的两个人物。

两人是韩国电影圈公认的搭档兼好友，默契从片场到生活，一起创立公司，出席活动互相调侃打趣。在我们的采访现场，当李政宰回答关于两人合作的问题时，明明坐在两个卡座之外，默默休息的郑雨盛突然顽皮插话，用法语对着李政宰高声喊道：“导演我谢谢你！”李政宰则一脸“我明明说得很小声为什么还会被听到”的嫌弃表情。

两人这样的演技和默契，当然让人期待更多的合作。李政宰却似乎不再想做导演了。当被问到是否有接下来的导演计划时，李政宰露出一个满是回忆的苦笑，连声说：“不不不，不了！我热爱表演，当演员才是我最爱的事儿。”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做导演念头的？

李政宰：一开始我只是想作为制片人和两个主演之一来参与这部电影。所以我就开始找一个可以完善剧本的导演，来把这个项目做好。但是，我约见了很多导演，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项目，都不愿意接手，所以我不得不接手，自己来做这个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难度大到其他导演都不愿意接手，你自己也是为剧本筹备了4年，你会不会担心最后的呈现结果？

李政宰：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具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如何选择这部电影最终想表达的主旨。还有就是，因为这是一部高投入、大制作的影片，这对我来说很宝贵，所以我非常想做出一部物有所值的电影。

但最难的部分还是对于影片主旨的确定。虽然我买了原剧本的版权，但那时候，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主旨，我都不太喜欢。所以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我想要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写过剧本，也没有当过导演，那么要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才是一部想要令人信服的“李政宰的电影”？这是我给自己提的问题，所以我反复斟酌，终于想出了现在这个主旨：我们应该停止冲突和对抗。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你和郑雨盛时隔20多年作为主演再次合作，既然你们一起成立了公司，而且是非常要好的关系，为什么之前没有更多地一起演戏？

李政宰：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有更多机会和郑雨盛合作演戏，但是很难找到双男主的电影。我们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现在我们都上了些年纪，所以真的想找一部很好的电影来一起合作。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不想再拖了！

三联生活周刊：新冠疫情影响了全球电影行业，对你的拍摄筹备有没有什么影响？

李政宰：当然。现在疫情开始进入尾声了，但是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每个人都要戴口罩，要不断做检测，大家都非常小心。

在电影中有三个城市的场景：东京、华盛顿、曼谷。对于东京和曼谷的拍摄，我首先想到的是可以都在韩国完成。但是华盛顿部分的拍摄，我真的想飞到当地拍摄实景。但是由于疫情，我们没能去，最后三个城市的场景都是在韩国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部以男性角色为主的戏，但是结尾却最终将希望放在了一个年轻女孩身上。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在性别上起到一种角色的平衡吗，还是别的原因？

李政宰：我的确是有考虑性别平衡的问题，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作为年长的一代，我不想留给下一代一份关于冲突的“遗产”，不想留给他们一个关于纷争的愿景，这就是我想通过平浩，也通过这个小女孩传达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戛纳主竞赛单元有两部韩国电影，包括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执导的其中一部。算上这几年拿了金棕榈的《寄生虫》、口碑极佳的《燃烧》，以及不得不提的剧集《鱿鱼游戏》在全球产生的影响力，韩国影视的发展和成绩有目共睹。你认为韩国电影获得这样的文化认可和影响力的关键是什么？

李政宰：我觉得应该是自由吧。没有过多限制的创作环境，让电影人可以自由地产生新的想法、新的想象。这种自由的创作环境是很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部电影中，有很多冲突和对抗的画面，国家的武装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争和暴力又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有时这是很诡谲的悖论，你在片中是怎么考量的？

李政宰：在电影的结尾，如果平浩对下一代没有信念，我觉得他不会去见那个小姑娘。这意味着，平浩相信，下一代会是更好的一代，会比我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他说“你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可以活得比我快乐”的原因。

有了强大的国家武装，你才能保护你的人民。但同时，自由也是很重要的。只有拥有了自由，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的可能性。大家可以进行商业往来，交朋友，相亲相爱，和整个全球社区建立关系。所以我觉得只有各种元素和力量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建立一种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