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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门专业,感觉自己像个工具人”

huazhu 生活 2020-07-31 19:47:53 13 0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同声传译,一场国际会议该如何举办。


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是第一个使用同声传译员的大型活动。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戴上耳机,切换到对应的语言频道,无论发言者说哪种语言,你都能经由同声传译,接收到更熟悉的语言甚至母语。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容易忽略翻译这件事的存在。耳机里传来的声音好像是人造的,不带有任何情绪。


实际上,同声传译员们正在被称为“小黑屋”的口译间里进行着紧张的工作。他们专注聆听发言者的讲话,随即用麦克风作出翻译,平均间隔时间须在4秒内。


这种转译,需快速、准确地传达发言人的意见,如同一种精准、高效、长续航的工具。


“关了麦后,就要安静,少说话,尽可能将体力保持在翻译本身。”


汤宇在某部委当了四年口译员。她说,同声传译是一项很考综合能力的工作,有时候一天要做十多个小时。时长不是唯一的挑战,更多的挑战在于转译本身,这考验口译员的专业能力和反应速度。


“同传的工作强度,很难绝对量化。你一边听,一边要阐述,这种多任务处理,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强度有时在于时长,从早到晚很少有休息时间;有时内容则很难。我做过知识产权相关会议,里面的案例包罗万象,非常棘手,这些都可能带来高强度。”


在汤宇看来,口译工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工具型人格和被用作工具的自觉。



生活中的汤宇很活泼,但进入工作后马上切换到冷峻状态。她说,这项工作不需要太多主观能动性,更不能流露个人情绪。


“你不需要露脸,也不用很有名,没人在乎你是谁。口译的服务属性很明显,哪怕你当天身体不舒服,不在状态,但在开麦的那瞬间,就要马上平复。”



要有作为“工具”的觉悟


日常生活里,汤宇也保持着很快的语速,表达时极其注重准确性。她表示,这几乎是同传共有的一种职业病。


工作的时候,汤宇的注意力会随时调整,像同时打开了表达和倾听的开关。“同时进行,但有一个明显的节奏。你在这一段可能要注重表达,下一段要更认真去听,需要自己取舍。”


同声传译员要尽可能地做到机器般准确与克制,排除个人情绪的影响,让自己的存在尽可能变低。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工作,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如果连控制情绪都做不到,别人为什么给你那么高的收入?”汤宇说。



“如果你流露情绪,翻译时反映到声音上,人们通过耳机就能听出这种变化。”汤宇认为,合格的同声传译员应该避免私人事情影响工作。流露个人情绪更可能是工作带来的。


“可能有一段,你没有听到,声音和表达能听出迟疑。一些口译员,因为当时没译好会变得沮丧,接下来的翻译就流露了这种情绪,这就是不专业的表现。”


抹掉非必要的个人情绪,汤宇认为这是同传工作的客观要求。


她所参与的政治、经济、外交会议,发言者的语调通常是严肃、理性的,“会议不是展示个性的地方。他们也只是作为代表来发言,也都千人一面,更多的是体现专业性”。


每一次会议开始前,汤宇会提前做好规划。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也需要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你要充分地预想,这个工作会面临什么困难,有多大的精神压力。你需要采取一切行动,保存体力,减少消耗,把更多精力用在翻译上。”



因此,除了翻译,汤宇尽量不和人说话。她会刻意避免一切影响情绪的因素:“要是情绪大起大落,很容易消耗能量,一下子释放太多还很有可能收不回来。要合理地分配自己的体力和精力,这需要异常理性。”


每次,没有听清发言人的表达,是汤宇最有压力的时候。这时她需要作出快速反应:是把这一段模糊化处理,还是向搭档求助?


“如果碰到重要的数字或者关键的信息,我会暂时静音,写在纸上,过一秒之后再开麦。假如这些内容我确实没有听清楚,搭档也没注意到,就要求发言人再讲一遍。”


这种临场的快速判断,不仅取决于经验,更需要绝对的专注。“当人们都在认真讨论一个关键概念,很想知道结论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没听清楚,想模糊处理,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知道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



紧张的同传工作结束后,汤宇可以很快切换成放松的状态,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


“比如我参加一场金融会议,可以不带感情地翻译到最后一刻;会议一结束,我可能马上要和朋友们约会了,状态是可以随时随地切换的。”



在人与工具之间寻找平衡


“做这一行,很多人30岁不到就脱发了。”


汤宇坦言,同传工作考验综合能力,包括抗压性、语言技能、反应速度、记忆力、协作性等。她认为性格也是一大因素,“太慢热、内秀,平常讲话都有点吞吞吐吐的人,不适合做同传”。



对于最后一点,做了4年自由职业口译的蔡琬滢不太同意。


她是成都人,平常讲话声音软糯,性格不算外向。“很多同行性格各异,见过一些平日不说话,但翻译起来口若悬河的例子。”


5年前,蔡琬滢辞掉在北京的事业单位工作,选择自由职业口译。作为新手,她的接的大部分工作都依靠中介公司的介绍。


刚入行时,因为比较内向、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大学生,她的机会总是不太多。


她发现了这个职业的一种反差,“在工作的时候,你更需要隐形,最好不被人注意到。但找到工作前,要显得自己有竞争力,看起来热情和有活力的人更有机会”。


平日里,蔡琬滢会学习医学、环保等学科知识,在网上听相关公开课。在大学时,她念的是商务英语,研究生选了英语口译专业。课堂上,老师常会分享在外面接口译的经验。


“当时觉得,这一行需要终身学习,也要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老师们常说,最近参加了一个会议,做同传时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比如新的概念和词汇。”



蔡琬滢称,口译工作需要不断地学习。2017年时,她在珠海参加了一个关于锂电池的会议,会后记了8页的专业词汇。


两年后,她又一次受邀为同一个会议作同声传译,但发现那些词汇基本没用上。“行业发展太快了,总会不断有专业词汇出现。”


对于口译来说,经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蔡琬滢称口译员要有“抽屉式记忆”:“一个会议结束后,必须忘记一些知识,再开始学习新的内容。”


各类会议中,蔡琬滢觉得最好应对的是外交场合。上研究生时,他们就学习了各种外交辞令,发言人也很少谈及具体的内容。


相较而言,医学等专业领域会议的同传困难得多。蔡琬滢称,不仅是医学名词更难,发言的医生的语速也很快,增加了不少转译难度。


“如果当时数学没考好,我一定会学医的。从小到大,我经常接触医药领域,因为家里有人在医院工作。想多专注医学领域,也算是接近以前的愿望。”



作为日常准备,蔡琬滢读过医学本科生的教材,家里准备了各类医疗英语词汇的工具书。


碰到安排时间很紧的医学会议的邀约,蔡琬滢会拒绝,会推荐对方找一个英语好的医生做口译。一般她做医药类会议同传,要有半个月时间做准备。她会在维基百科上查阅该医学专科涉及的知识,听相应的公开课程。


麻烦的是,会议上的许多资料很难提前获取。“医生的PPT一般会保密,有的涉及患者隐私信息,有的涉及制药公司的专利信息,这些都不会事先给翻译。”


“现场挑战你的人很多,许多医生有博士学历,从海外归来。有些地方你翻错了,他们会马上纠正你。有些不太客气的人会直接说‘我自己来翻译吧’。”


蔡琬滢在职业生涯初期不时碰到这种情况,这让她觉得,每一场会议都是考试,外界的评价会对她产生干扰。


有一个环保会议,蔡琬滢印象很深。现场的外籍来宾是北欧人,有的词发音不太标准,听不太懂他说什么。


“我只听懂百分之五六十,在表达一遍后,又会出一些错,很难满足听众的要求。会议的材料有上百页,但接的时间很紧,没来得及看完。有的专家突然提到其中一个条款,我对内容不熟,有很多细节失误。”



当时有个工作人员打断了蔡琬滢,指出了问题。接下来的翻译她压力很大,声音也变得不太坚定。中午休息时,她一度希望组织方能找个人替换自己。


现在回想这件事,蔡琬滢认为,传译员不能太在意工作过程中的小失误。


“最终的目的,是保证大会顺利进行。后来想想,现场有人指出你的问题,让会议变得更顺畅,这是一种双赢的状态,而不只是觉得自己很丢脸。”



“上班族,更像工具人”


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蔡琬滢的业务量减少了80%。她说,往年旺季,北京几乎天天都在开会,过去她每周能接5场会议,还见过有人连续工作十几天。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会展处于爆发性增长阶段。当时做会议同传,每场能赚不少钱。可是这几年,赚到一半都难。”


今年以来,蔡琬滢更多地担任线上会议的交替传译。“线上会议,我们更活跃,有些像主持人。因为比客户更懂界面操作和议程,会询问外方下一步的进展。以前在线下,我们几乎是隐形的。”



蔡琬滢说,口译行业从业者大多为自由职业者。她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上班族更像工具人。


“整个社会,只要在公司上班,其实都算工具人。他们为一个机构服务,实行自己的职责。但我们是自由职业,为自己打拼,自主性更高。只不过我们的工作方式看起来像个工具。”


“大多数人觉得,翻译和语言一样,只是功能性的东西,能用就行了,没有主观的思想。但人们却忽略了,尽管英文只有26个字母,中文就几百个常见字,却组成了这么丰富的词汇和表达。


在翻译过程中,口译员不仅要学习各种行业术语,也会有自己惯有的表达方式。这些工作的自主性,被人忽略了,所以才觉得同传像工具。”



蔡琬滢认为,在会议中进行交替传译时更能体现口译员的自主性。


他们会等发言者说完再进行翻译。在一些谈判的场合,有些人的语气很负面,蔡琬滢所见的情况是,女性口译员更多会委婉表达,男性则直白地翻译出来。


“如果发言人语气不好,我得把‘他有些生气’的意思转达出来,让会场的人知道他很生气,甚至说了脏话。


如果你只是模仿对方的语气把这句话说出来,客户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在帮外方讲话?在商业谈判场合,我会保证自己做到翻译中立,不是中方的人,也不是外方的人。”


有时候,发言者说了两分多钟才意识到翻译的存在。这个时长的内容至少有400个字,口译员要做好笔记。


“同声传译,压力在讲者上,你要跟上他的速度;而交替传译的压力大都来自听众,很多人会评判你的翻译。”


长期以来,口译员们习惯了流转于各种会议和公司,但从不属于任何一方。蔡琬滢表示,偶尔会感觉到一种疏离感,尤其在会间休息时。



“我们可能是全场英语最好的,但这个时候,有些嘉宾英语也不错,可以直接越过翻译和老外自如地交流。这份职业让我们很难参与人们私下的交谈。”


“现在,许多主办方会在会议结束后读出翻译的名字。”蔡琬滢说到了当下对待同传的某种进步,有时发言人会后会和口译员握手,对翻译服务表示感谢。


“以前我们做同传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但我习惯了。但一整天的劳累工作后,有外宾专门过来道谢,你总会觉得工作多了些价值,有更多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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