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门专业，感觉自己像个工具人”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同声传译，一场国际会议该如何举办。

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是第一个使用同声传译员的大型活动。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戴上耳机，切换到对应的语言频道，无论发言者说哪种语言，你都能经由同声传译，接收到更熟悉的语言甚至母语。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容易忽略翻译这件事的存在。耳机里传来的声音好像是人造的，不带有任何情绪。

实际上，同声传译员们正在被称为“小黑屋”的口译间里进行着紧张的工作。他们专注聆听发言者的讲话，随即用麦克风作出翻译，平均间隔时间须在4秒内。

这种转译，需快速、准确地传达发言人的意见，如同一种精准、高效、长续航的工具。

“关了麦后，就要安静，少说话，尽可能将体力保持在翻译本身。”

汤宇在某部委当了四年口译员。她说，同声传译是一项很考综合能力的工作，有时候一天要做十多个小时。时长不是唯一的挑战，更多的挑战在于转译本身，这考验口译员的专业能力和反应速度。

“同传的工作强度，很难绝对量化。你一边听，一边要阐述，这种多任务处理，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强度有时在于时长，从早到晚很少有休息时间；有时内容则很难。我做过知识产权相关会议，里面的案例包罗万象，非常棘手，这些都可能带来高强度。”

在汤宇看来，口译工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工具型人格和被用作工具的自觉。

生活中的汤宇很活泼，但进入工作后马上切换到冷峻状态。她说，这项工作不需要太多主观能动性，更不能流露个人情绪。

“你不需要露脸，也不用很有名，没人在乎你是谁。口译的服务属性很明显，哪怕你当天身体不舒服，不在状态，但在开麦的那瞬间，就要马上平复。”

要有作为“工具”的觉悟

日常生活里，汤宇也保持着很快的语速，表达时极其注重准确性。她表示，这几乎是同传共有的一种职业病。

工作的时候，汤宇的注意力会随时调整，像同时打开了表达和倾听的开关。“同时进行，但有一个明显的节奏。你在这一段可能要注重表达，下一段要更认真去听，需要自己取舍。”

同声传译员要尽可能地做到机器般准确与克制，排除个人情绪的影响，让自己的存在尽可能变低。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工作，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如果连控制情绪都做不到，别人为什么给你那么高的收入？”汤宇说。

“如果你流露情绪，翻译时反映到声音上，人们通过耳机就能听出这种变化。”汤宇认为，合格的同声传译员应该避免私人事情影响工作。流露个人情绪更可能是工作带来的。

“可能有一段，你没有听到，声音和表达能听出迟疑。一些口译员，因为当时没译好会变得沮丧，接下来的翻译就流露了这种情绪，这就是不专业的表现。”

抹掉非必要的个人情绪，汤宇认为这是同传工作的客观要求。

她所参与的政治、经济、外交会议，发言者的语调通常是严肃、理性的，“会议不是展示个性的地方。他们也只是作为代表来发言，也都千人一面，更多的是体现专业性”。

每一次会议开始前，汤宇会提前做好规划。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也需要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你要充分地预想，这个工作会面临什么困难，有多大的精神压力。你需要采取一切行动，保存体力，减少消耗，把更多精力用在翻译上。”

因此，除了翻译，汤宇尽量不和人说话。她会刻意避免一切影响情绪的因素：“要是情绪大起大落，很容易消耗能量，一下子释放太多还很有可能收不回来。要合理地分配自己的体力和精力，这需要异常理性。”

每次，没有听清发言人的表达，是汤宇最有压力的时候。这时她需要作出快速反应：是把这一段模糊化处理，还是向搭档求助？

“如果碰到重要的数字或者关键的信息，我会暂时静音，写在纸上，过一秒之后再开麦。假如这些内容我确实没有听清楚，搭档也没注意到，就要求发言人再讲一遍。”

这种临场的快速判断，不仅取决于经验，更需要绝对的专注。“当人们都在认真讨论一个关键概念，很想知道结论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没听清楚，想模糊处理，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知道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

紧张的同传工作结束后，汤宇可以很快切换成放松的状态，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

“比如我参加一场金融会议，可以不带感情地翻译到最后一刻；会议一结束，我可能马上要和朋友们约会了，状态是可以随时随地切换的。”

在人与工具之间寻找平衡

“做这一行，很多人30岁不到就脱发了。”

汤宇坦言，同传工作考验综合能力，包括抗压性、语言技能、反应速度、记忆力、协作性等。她认为性格也是一大因素，“太慢热、内秀，平常讲话都有点吞吞吐吐的人，不适合做同传”。

对于最后一点，做了4年自由职业口译的蔡琬滢不太同意。

她是成都人，平常讲话声音软糯，性格不算外向。“很多同行性格各异，见过一些平日不说话，但翻译起来口若悬河的例子。”

5年前，蔡琬滢辞掉在北京的事业单位工作，选择自由职业口译。作为新手，她的接的大部分工作都依靠中介公司的介绍。

刚入行时，因为比较内向、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大学生，她的机会总是不太多。

她发现了这个职业的一种反差，“在工作的时候，你更需要隐形，最好不被人注意到。但找到工作前，要显得自己有竞争力，看起来热情和有活力的人更有机会”。

平日里，蔡琬滢会学习医学、环保等学科知识，在网上听相关公开课。在大学时，她念的是商务英语，研究生选了英语口译专业。课堂上，老师常会分享在外面接口译的经验。

“当时觉得，这一行需要终身学习，也要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老师们常说，最近参加了一个会议，做同传时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比如新的概念和词汇。”

蔡琬滢称，口译工作需要不断地学习。2017年时，她在珠海参加了一个关于锂电池的会议，会后记了8页的专业词汇。

两年后，她又一次受邀为同一个会议作同声传译，但发现那些词汇基本没用上。“行业发展太快了，总会不断有专业词汇出现。”

对于口译来说，经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蔡琬滢称口译员要有“抽屉式记忆”：“一个会议结束后，必须忘记一些知识，再开始学习新的内容。”

各类会议中，蔡琬滢觉得最好应对的是外交场合。上研究生时，他们就学习了各种外交辞令，发言人也很少谈及具体的内容。

相较而言，医学等专业领域会议的同传困难得多。蔡琬滢称，不仅是医学名词更难，发言的医生的语速也很快，增加了不少转译难度。

“如果当时数学没考好，我一定会学医的。从小到大，我经常接触医药领域，因为家里有人在医院工作。想多专注医学领域，也算是接近以前的愿望。”

作为日常准备，蔡琬滢读过医学本科生的教材，家里准备了各类医疗英语词汇的工具书。

碰到安排时间很紧的医学会议的邀约，蔡琬滢会拒绝，会推荐对方找一个英语好的医生做口译。一般她做医药类会议同传，要有半个月时间做准备。她会在维基百科上查阅该医学专科涉及的知识，听相应的公开课程。

麻烦的是，会议上的许多资料很难提前获取。“医生的PPT一般会保密，有的涉及患者隐私信息，有的涉及制药公司的专利信息，这些都不会事先给翻译。”

“现场挑战你的人很多，许多医生有博士学历，从海外归来。有些地方你翻错了，他们会马上纠正你。有些不太客气的人会直接说‘我自己来翻译吧’。”

蔡琬滢在职业生涯初期不时碰到这种情况，这让她觉得，每一场会议都是考试，外界的评价会对她产生干扰。

有一个环保会议，蔡琬滢印象很深。现场的外籍来宾是北欧人，有的词发音不太标准，听不太懂他说什么。

“我只听懂百分之五六十，在表达一遍后，又会出一些错，很难满足听众的要求。会议的材料有上百页，但接的时间很紧，没来得及看完。有的专家突然提到其中一个条款，我对内容不熟，有很多细节失误。”

当时有个工作人员打断了蔡琬滢，指出了问题。接下来的翻译她压力很大，声音也变得不太坚定。中午休息时，她一度希望组织方能找个人替换自己。

现在回想这件事，蔡琬滢认为，传译员不能太在意工作过程中的小失误。

“最终的目的，是保证大会顺利进行。后来想想，现场有人指出你的问题，让会议变得更顺畅，这是一种双赢的状态，而不只是觉得自己很丢脸。”

“上班族，更像工具人”

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蔡琬滢的业务量减少了80%。她说，往年旺季，北京几乎天天都在开会，过去她每周能接5场会议，还见过有人连续工作十几天。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会展处于爆发性增长阶段。当时做会议同传，每场能赚不少钱。可是这几年，赚到一半都难。”

今年以来，蔡琬滢更多地担任线上会议的交替传译。“线上会议，我们更活跃，有些像主持人。因为比客户更懂界面操作和议程，会询问外方下一步的进展。以前在线下，我们几乎是隐形的。”

蔡琬滢说，口译行业从业者大多为自由职业者。她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上班族更像工具人。

“整个社会，只要在公司上班，其实都算工具人。他们为一个机构服务，实行自己的职责。但我们是自由职业，为自己打拼，自主性更高。只不过我们的工作方式看起来像个工具。”

“大多数人觉得，翻译和语言一样，只是功能性的东西，能用就行了，没有主观的思想。但人们却忽略了，尽管英文只有26个字母，中文就几百个常见字，却组成了这么丰富的词汇和表达。

在翻译过程中，口译员不仅要学习各种行业术语，也会有自己惯有的表达方式。这些工作的自主性，被人忽略了，所以才觉得同传像工具。”

蔡琬滢认为，在会议中进行交替传译时更能体现口译员的自主性。

他们会等发言者说完再进行翻译。在一些谈判的场合，有些人的语气很负面，蔡琬滢所见的情况是，女性口译员更多会委婉表达，男性则直白地翻译出来。

“如果发言人语气不好，我得把‘他有些生气’的意思转达出来，让会场的人知道他很生气，甚至说了脏话。

如果你只是模仿对方的语气把这句话说出来，客户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在帮外方讲话？在商业谈判场合，我会保证自己做到翻译中立，不是中方的人，也不是外方的人。”

有时候，发言者说了两分多钟才意识到翻译的存在。这个时长的内容至少有400个字，口译员要做好笔记。

“同声传译，压力在讲者上，你要跟上他的速度；而交替传译的压力大都来自听众，很多人会评判你的翻译。”

长期以来，口译员们习惯了流转于各种会议和公司，但从不属于任何一方。蔡琬滢表示，偶尔会感觉到一种疏离感，尤其在会间休息时。

“我们可能是全场英语最好的，但这个时候，有些嘉宾英语也不错，可以直接越过翻译和老外自如地交流。这份职业让我们很难参与人们私下的交谈。”

“现在，许多主办方会在会议结束后读出翻译的名字。”蔡琬滢说到了当下对待同传的某种进步，有时发言人会后会和口译员握手，对翻译服务表示感谢。

“以前我们做同传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但我习惯了。但一整天的劳累工作后，有外宾专门过来道谢，你总会觉得工作多了些价值，有更多的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