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爱宋朝，一半是因为他

《苏东坡》剧照。

对于中国人来说，“苏轼”二字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上的印记。他的很多诗句刻在了国人的心中。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比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如果重新审视苏轼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穿透力如此之强的文学作品，和他的人生经历紧密不可分割。

今天我们和专栏作者宗城一起，重读苏轼。

苏轼是三苏之首，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极为坎坷，文学成就则出类拔萃。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出生于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的一个士人家庭，祖籍河北栾城。他的先祖是初唐大臣苏味道，父亲是苏洵，弟弟是苏辙。

他的名字颇有用意，据苏洵《名二子说》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又有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苏轼在仁宗时期步入仕途，但仁宗不久后就入世了，宋英宗也是个早逝的主儿，朝局于是交到了皇太子赵顼手上，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宋神宗。神宗一朝，改革是主旋律，拗相公王安石扶摇而上，他与宋神宗君臣齐心，开启了后世争论不休的“熙宁变法”。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张振玉 译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6

关于这场变法的争论持续了一千年，在此不赘述，而它对苏轼最直接的影响是——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整个神宗时期，苏轼都没有得到重用，甚至一度因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圄。

乌台诗案后，苏轼继续地方官生涯，这也是他文学上恣意挥洒的时光。

他的许多佳作都写于地方从政时期，比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于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任职密州期间，《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作者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两年后。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01

苏轼，不只是“豪放”

而今我们知道，苏轼的文学成就很高，那么具体来说，为什么北宋文人那么多，苏轼依然能在璀璨的星空中，成为难得的一颗？

首先不妨说苏词。苏词号称“北宋豪放派词风的高山”，与南宋辛弃疾的作品并驾齐驱。苏词在苏轼的文学地图中有不言而喻的分量。

苏词的特别，主要因其开拓性和创造性。

北宋初期，宋词以花间词为主，用词艳丽雕琢，题材多围绕宫廷生活展开，词风受冯延己和李煜影响，颇有宫廷哀婉或华丽雕琢的气息。

苏轼之前，宋词也曾出现过改良，一派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主，作品以小令为主。晏殊续写离愁，但语言更加清丽、干净，留下《蝶恋花》《浣溪沙》等千古佳作。

欧阳修细腻婉转，注重句子的精巧，如“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又如《元夕·去年元月时》：“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寥寥几笔写尽物是人非。

另一派以柳永、张先为主，他们提高了慢词的地位，在融入大量市井生活、民间俚语的基础上，柳词无论是题材还是词风都走出了宫廷派的窠臼，作品深得民间读者喜爱。

相比之下，苏轼成长于北宋的改革年代，治世之下暗流汹涌，王安石变法又掀起儒家士人的经学、史学之争，王门弟子、洛党、蜀党，还有程颢、程颐发展的理学之风，都表现出那是个变革时刻、思想上的大争之世，苏轼在那个年代行文写词，自然格局更大，与现实和民间的联系更广。

《苏东坡》剧照。

苏词既有经世致用、寄托家国之情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有思念亡妻、托付诗人深情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既有以小见大的哲理诗《题西林壁》，也有逍遥旷达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儒门之外又添庄子与禅宗趣味。

苏轼涉猎题材之广，“豪放”二字不足以概括，他融汇了儒家、佛家与道家三者的趣味，这并不是说他每一门都钻研极深，而是说他是少有的漫游于三者又不被任何一者束缚的作家。

司马光在史学和儒家道统之学上研究很深，但他执拗于此，缺少佛门的释然与道家的逍遥。王安石与司马光互为政敌，但无论做事还是行文都有“苦气”和“固执气”，反倒是晚年辞官后松弛很多。

相比之下，苏轼生于四川，性情耿直、逍遥，年少出名，又逢政治变故，大半生辗转州县，无法在中央任要职。政治蹉跎，反使苏轼的文学更有层次，不因逍遥而轻佻，不因忧国而苦难。苏轼的文学有一种精确的分寸感，这是他令人极为羡慕的地方，“不刻意”是作文中很难达到的境界。

苏轼的文学宽广深邃，仅凭一篇文章显然无法涵盖所有，在此，不妨以他的几篇作品为例，来截取苏轼文学中的几个特点。

比如《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写于苏轼由黄州（今湖北黄冈）贬所改迁汝州（今河南临汝） 团练副使期间，在经过九江与友人同游庐山时，苏轼目睹庐山峰峦，有感而发。这首诗属于典型的哲理诗，它浓缩了苏轼写作的其中一个特点——从生活小事入手，抒发一些哲理。

庐山。

爬山远游不过小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却是哲理，所谓当局者迷，一个人看事物的角度，与他所处的站位有关，在如今我们所处的“后真相时代”。

这句话又可以有其他联想，网络让身处其中的我们以为看到了“真相”，但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都只是被选择的真相，都是被人工或算法投其所好截取的“局部”，于是人人身在此山中，却自信地认为看到了山的全貌。

又比方说《赤壁赋》：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得此名句，一生足矣。苏轼并非天文学家，但他是那个士人汲汲于功名的年代，少有的思考宇宙和命运的人。

宋.苏轼《前赤壁赋》（局部） /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天才有一个让世人羡慕的地方在于：他们早早地品尝了才华的甘露，名利的诱引，因此能更早放下才华、放下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于是天才比尘世之人更通逍遥，更有心境去采摘玄思之物。

苏轼说：

“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时他仿佛被庄子附体，而他政治失意过后依旧旷达、逍遥的心境，是渴望经世致用、成为帝王师的儒门典范所无法完全体会的。

苏轼的哲学可谓儒门与佛道的杂糅，他既有批判性继承“孔子—韩愈”的一面，也有对于禅宗、庄子的借鉴。

他追求“义理”和“明道”，希望通过辨析“义理”来达到“明道”的境界，在“道真”的路上，实现生命体验的充盈。但如果办不到，他也可以退一步如陶潜一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仁爱、逍遥与“乐天知命”，是苏轼思想中悠长的余韵，别人从贬谪中看到绝望，他在岭南的山水中却看到“不辞长作岭南人”，看到荔枝、芒果、醉蟹，山川草木间可爱的一面。

去年韩国拍的《兹山鱼谱》，倒是一部难得苏轼味道的电影，因为它拍出了士大夫晚年的“好玩”，而不是“苦大仇深”。两者根本的不同在于，后者以政治、自我为中心，而前者看见了自然、宇宙的宽广，对于自我之渺小有了更深的领悟。即便自我渺小，生死茫茫，个体依然可以珍惜每一次选择，创造自己的生活乐趣。在乎实感，而不只是缥缈的远大，这就是苏轼的活法。

《兹山鱼谱》剧照。

02

失意造就苏轼

元丰八年，汴京城内笼罩着乌鸦的嚎叫，神宗皇帝还没来得及实现理想就驾鹤西去，王安石在一片争议中两度下野，神宗皇帝没能见到变法成功就轰然离去，留下一片千疮百孔。

朝堂之外，苏轼在异乡度过余生。他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在杭州、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他留下了不少家喻户晓的趣事。比如他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

当时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虽然出家却是个花花肠子，按捺不住欲念便去青楼寻花问柳，青楼里有位妓女，名叫秀奴，了然痴迷于她，为得到她钱财花尽，结果衣衫褴褛，秀奴不再见他。

一夜，他大醉后去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蛮横硬闯，把秀奴殴打后残忍杀害。了然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只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

苏轼把判词写成了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在黄州，他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处理完公务后，他游走于农场和山林之间。他的农场坐落在黄州城东的山坡上，占地约十亩，有三间茅舍，山下有茅亭，亭下是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墙上画着苏轼喜欢的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

宋朝大画家米芾曾在这里与他论画。他不仅经营农场，也雇人筑水坝，建鱼池，还托人从老家四川带来菜种。如果种的绿苗成功长出，他会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宋.米芾 《听瀑图》（传）/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他躬耕垄亩，学习五谷杂粮，有农夫指教他：“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

到了夜晚，他会漫步在月下的田园，看吮吸着露水的稻茎在微风中摇曳，萤火虫绿光幽幽，从鼹鼠的头上飞过，黑暗中，两只闪亮的萤火虫遥寄灯光，犹如一对分隔两地却惺惺相惜的故人，即便长夜漫漫，他们也通过同一片月光传唱着心意。

上天开给苏轼的一个玩笑是：他在政治上没能实现理想，但在文学上，他走的比王安石、司马光等同代人更长远。

苏轼如果政坛得意、平步青云，北宋会多出一位达官显贵，但中国文学也许就会少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个身处绝境仍不改乐天本色的浩然君子。

苏轼的文学和他坎坷困顿、跌宕起伏的人生是分不开的。苏轼最情真意切、最能体现他人格的文字，恰恰出现在他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的时候。

《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 著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7

似他这般儒家底色的文人，需要有沉郁顿挫的人生，才能浇灌出开阔境界的文学；否则，便只是一些游山玩水，歌颂宫廷的浮华之作，美则美矣，但难以见到一个人的风骨。

所以，苏轼被贬，于他自己是坏事，于文学却是好事一桩，这也是千古儒家文人的矛盾所在，他们的文学之幸建立在某种不幸之上。

03

超然与无奈，又有谁人知？

晚年，苏轼的作品更显从容。多年外放没有折断他的筋骨，反使他的文字和书法作品更有力道。比如他在六十五岁时写的《与谢民师书》，书法雄浑有力，慨然有风骨，又不显得滞重呆板。

娄坚云：“坡公书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於拙，特为淳古。”盖因苏轼经历了人人世间的起落、政治的幻灭、爱情的陨落，目睹昔日理想和政治同道的形影消散，皈依佛道精神的他，早已不再执迷于功名利禄，作品的境界也就更加超然。

苏轼晚年的代表作，大多具有超然的气质，比如他寓居海南、得到朝廷大赦前写道：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六十五岁那年，他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苍凉沉郁，又自有大家的底气。诗中特别的一句，乃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它流露着一股文人难得的坦荡和底气，没有一点点忸怩作态，细细品味又有对人生的自嘲。

所谓“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苏轼何等志向，最后一生功业，也不过几个外派州府，眼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自己却如已灰之木、不系之舟，这其中个中滋味，又有谁人知？

在苏轼后半生的作品里，我还喜欢一首《和陶和刘柴桑》：

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

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

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

稍理兰桂丛，尽平狐兔墟。

黄橼出旧枿，紫茗抽新畲。

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

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

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

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

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

这首诗呼应了陶渊明的《和刘柴桑》，写的是苏轼晚年苦中作乐的心境。文人流落，常常有酸苦气，怀才不遇，闷闷不乐，是文人抒情诗才有的两种情绪。苏轼胸中也有郁结，但他没有让自己的愁苦湮没了诗歌的艺术，他用一种融合佛道精神的从容与逍遥，中和了儒家的入世之苦。

苏轼性灵，所以爱酒。曾有人统计，《东坡全集》共出现“酒”字九百多次，苏轼喝过的酒，可以铺满他的府邸。他不但喝酒，还自己造酒，作为苏轼的忠实读者，林语堂就说他是“造酒试验家”，传说有蜜酒、真一酒、天门冬酒、桂酒、万家春酒、酴酸酒、罗浮春酒等。

苏轼被荔枝和酒勾了魂，不但自己吃，还教别人怎么吃。如今惠州有名的烤羊蝎子，就是苏轼的心头好。那时候，惠州的肉铺宰羊，别人都爱吃羊肉，但苏轼嘱咐屠户，每天把大梁骨留给他，这个大梁骨，就是我们说的羊蝎子。

明.仇英 《赤壁赋图》（局部）/ 辽宁博物馆藏

据说，苏轼烹羊蝎子会先煮熟，然后轻洒酒和盐，在火上烤至微焦，待酥脆焦嫩，便是食用的最佳时机。他不但爱吃羊蝎子，烧蚝、盐焗鸡也都是他的桌上料理。以至于他说：“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又说：“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诗背后，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且说苏轼的好友王巩，因乌台诗案而被贬岭南宾州，当他南下时，只有歌妓柔奴愿意随行，后来，王巩等到了北归的机会，他在临走前与苏轼重逢，唤柔奴为好友敬酒，故友重逢，不胜唏嘘，苏轼问及岭南风土，柔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知道苏轼的境况后，当朝宰相章惇感慨：“苏子瞻尚尔快活耶！”

苏轼晚年最后一次被贬，是从惠州到了海南。方言不熟，地理不通，甚至，帮助他的人也会被他牵连。

但苏轼依然很乐观，任何悲的事情在他这里，都能发现出喜的一面，就像他明明在雷州找不到好大夫，也能自嘲这样就不会被开封府的庸医所害。官府不允许他住官舍，他就在南的桄榔林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桄榔庵”。吃不了东坡肉、烤羊腿，他就因地制宜，吃烧蚝、烤鱼虾，据说还吃过蝙蝠。

东坡肉。/图虫网

被贬海南后，苏东坡也写点东西，打发时间。大部分文人被贬到岭南，写的都是苦大仇深郁郁不得志，苏东坡也写，他写的是：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元符二年的一个夜晚，苏轼饮酒入梦，梦里他回到惠州，夜登合江楼，但见月色如水，魏公韩琦跨鹤凌空而来，对苏轼说：“我现在天上负责一个重要部门的工作，今天特来相报，北归中原，当不久也。”

梦醒之后，苏轼回味梦中景象，似真似幻，令他将信将疑。他对苏过说：“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于是他铺纸研墨，焚香祈祷，郑重道：“我将默写自己平生所作的八篇赋，果然如我所言，当不脱误一字。”

终于，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苏轼等到了朝廷的大赦。

只可惜，此时的苏轼已到迟暮之年。

北归路上，苏轼的身体越发虚弱。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他谢绝了大部分拜访的友人，卧榻病床一个月，没有胃口，也无力起身，他嘱咐友人，将自己完成的《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托付给可靠之人妥为收藏。

七月十五日，他的病情继续恶化。他身体暴瘦，面如枯骨，又过数日，呼吸都困难了，两眼无神地望向窗外，昔日故人，仿佛一个个向他走来，又离他远去。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苏轼在常州辞世，终年65岁。生命的最后关头，苏轼把三个儿子叫到病榻边来，对他们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地狱）。慎无哭泣以怛化。”亲人问以后事，苏轼不答，湛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