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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四十年,他还是世界顶流

huazhu 历史 2020-09-18 14:20:31 74 0



“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国度,没有宗教,没有侵占。我希望这个世界,成为爱与和平的星球。”



离世40年的约翰·列侬,经常被这个世界想起。


1990年,好莱坞街头响彻他的《给和平一个机会》;2000年,纽约时报广场用他的《权力归于人民》迎接千禧年,也纪念逝世20周年的他;2010年,一座“和平与和谐”纪念碑在他的故乡利物浦立起,纪念碑被五彩音符、和平鸽环绕。


2020年,在列侬逝世40周年的今天,我们该怎样纪念他?


史蒂夫·乔布斯曾说,因为约翰·列侬,这个世界上的理想主义者“曾经出现过”。



列侬的理想是什么?


6岁那年,他的理想是弹班卓琴、画简笔画,如果能有机会像“胖子”多米诺那样唱出《那不是很遗憾吗》(Ain't That A Shame),那就再完美不过了。


10岁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我告诉我姨妈,‘你要是敢把我写的诗扔掉,等我成名以后,准让你后悔’”。


12岁时,他的理想是成为劫富济贫的“罗宾汉”。那一年,他画了一幅画,题目就叫《罗宾汉》。这幅灵感源于司各特小说《艾凡赫》的画作,被英国媒体描述为“画面战火纷飞”,列侬自己则“内心静如止水”。


14岁时,他的理想是在老家利物浦的莱姆街“通宵刷夜”,“在英国,美国乡村乐迷最多的城市就是利物浦,伦敦都不算——而莱姆街,有吉他、摇滚、酒精和妓女”。


16岁时,他的理想是拥有一把吉他。英国演员龙尼·多纳根(Lonnie Donegan)是他成为摇滚歌手前的第一个偶像。多纳根独创的Skiffle(噪音爵士乐)让他着了魔。


17岁时,他的理想是把当时的暗恋对象、后来的第一任妻子辛西娅搞到手。当然,他的另外一个小理想,是自己组建的乐队Quarry Men能在利物浦大红大紫。当年,他在圣彼得堡的夏日酒会上成功劝说一个利物浦老乡加入乐队,这个人叫保罗·麦卡特尼。


20岁时,他的理想是给利物浦当地音乐杂志《默西之声》撰稿,“我想说点关于披头士的事”。这一年,Quarry Men乐队改名为Beatles,并开始在当地酒馆洞穴俱乐部进行“地下演出”。



22岁时,他的理想是成为“猫王”那样的歌手。“我想成为猫王,或者随便哪个狗屎,对我来说这就是艺术。如果有人付我钱,我穿个气球都行”,然后登台亮相,粉丝尖叫,歌迷泪流满面。


23岁时,他的理想是“钻进安迪·沃霍尔的《金宝汤罐头》里”,“我疯狂崇拜沃霍尔,他是真了不起!那不只是波普艺术,不是彼得·马克斯那些蠢东西,不是那些狗屎迷幻玩意儿”。


24岁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只飞鸟。美国导演朗·霍华德说,上世纪60年代的披头士乐队,“一周能活出8天”。而在“一周8天”的演出之余,列侬画了幅《魔鸟》,画中的魔鸟从四面八方扑向一个人。有人说,这些鸟是列侬老家利物浦的利弗鸟;也有人说,它们是列侬心里的“自由鸟”。


26岁那年,他的理想是了解战争、解剖战争,最终反对战争。那一年,摇滚巨星成了影坛新星。在反战电影《我如何赢得战争》中,列侬出镜8分56秒,却成了这部电影对外宣传时的男二号——披头士灵魂的银幕触电,确保这部超现实喜剧片不至于被称为“烂片”。 


27岁时,他的理想是“去纽约定居”,“美国是一切的所在,你知道,我应该出生在纽约的,我应该生在格林威治村,那里才是我的归属!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里?!纽约的地位就像18世纪的巴黎。伦敦?我认为它从来没有那个资格”。


28岁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观察世界的“局外人”。他给自己画了9幅简笔自画像,画中的他披头散发,架副眼镜,正在打量和端详这个世界。


29岁时,他的理想是像甘地一样,无声地、戏谑地、幽默地、夸张地、隐晦地让这个世界变成“爱与和平的星球”。



“只要和平,没有战争,


我们愿意当这个世界的小丑”


那一年是1969年。和媒体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总统套房见面时,列侬彻底“暴露”了自己理想主义者的身份。在他身边,躺着他的亲密战友,那个被英国媒体认为以一己之力,让“约翰离开保罗、林戈和乔治”、让披头士分崩离析的日本女人小野洋子。


“让我告诉你吧/所有人都在谈论/革命,进化,咀嚼,鞭打,规则,完整,冥想,联合国,贺词/我们要说的是/给和平一个机会吧……”


不要战争,要和平;不要金钱,要理想;不要作战,要做爱。镁光灯咔嚓不停,录音笔跳闪不断。“兄弟们,要和平。”列侬嘬了口烟,缓缓说出这句话。一时间,管你是跑国际口、文化版还是主攻娱乐八卦,八方记者点头捣蒜,低头速记。



“消费主义,遁世主义,拖拉主义,愤青主义,玩世主义,身份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我们要说的是,给和平一个机会。”


“主义泛滥”的上世纪60年代,被BBC称为“一个物质生活走向富足、旧习俗被一一打破的大变革的时代”:老百姓的钱包越来越鼓,选举年龄限制越来越小,裙摆越来越短,收音机里的音乐越来越潮,娱乐生活的选择越来越多……从务实走向享受,从拘谨走向自由,从保守走向变革,从追求金钱至上走向追求娱乐至上。


于是,摇滚、女权、嬉皮士、性解放、学生运动、公社团体、理想主义、集体迷幻等出现了,而列侬和他所在的披头士乐队,发出了那个时代的先声——“给和平一个机会”。他们呼吁,多谈点与爱、和平和自由相关的“问题”,少谈点与革命、进化、规则沾边的各式“主义”。



这是“理想主义者”列侬给当时被越战、亚文化、妇女运动、性别解放等裹挟的世界开的一剂“解药”,也是他为上世纪60年代这个“大变革时代”做出的一次全球性呼吁:给理想一个机会。


但这让绝大多数“非理想主义者”不解。


《纽约时报》名记格洛丽亚·埃莫森对他说:“你知道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抗议吗?你根本不知道。你太理想化了。我过去很喜欢你,但你现在浪费了你的才华。”


列侬回她:“你还沉湎于我的过去。我已经成熟,你却还没长大。”



漫画家阿尔·卡普说:“我画漫画是为了挣钱,就和你唱歌一样,也和这个聚会(床上和平行动)一样。”


列侬打断他:“我在床上静坐7天,就是为了挣钱?我一小时内就能写首歌,挣到大钱。”


“武力不会对和平有任何帮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躺在床上一星期而获得和平,这在寻求和平的各种方法中,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列侬更喜欢不动声色地给恐怖主义、好战者优雅一击。在歌曲《妈妈,我不想成为士兵》里,他模拟上前线士兵的口吻:“我就是要向母亲说:‘我不想死,我不想起飞,我不想哭。’”


“这(行为)没什么,起码能给世界带来笑料。只要和平,没有战争,我们愿意当这个世界的小丑。”



“全世界就像一家人”


在纪录片《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里,被称为“和平国际歌”的《想象》(Imagine)是贯穿全片的一条主线,串起4—40岁之间列侬的音乐、艺术生涯:生命前期,伴随从利物浦到汉堡、从伦敦到纽约的披头士巡演,展开列侬脑子里设想的“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国度,没有宗教,没有侵占”的世界;生命后期,则是和平梦。


列侬说,《想象》是他最喜欢的歌,没有之一。


如今,如果你去利物浦旅游,在阿尔伯特码头的披头士地下博物馆逛一圈,你会发现,和巴黎卢浮宫里人气最旺的《蒙娜丽莎》一样,那里的《想象》放映厅门口,总会有戴耳机哼节奏的乐迷。当然,很多人可能算不上乐迷,但在孟买的写字楼,在布拉柴维尔的草棚房,在北京朝阳区的地下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艺术酒吧,他们都听过这首歌,也记住了最后那句歌词——“全世界就像一家人”。



现在看来,“始于爱,终于幻想”的列侬,至少和披头士一起,重塑过那个时代世界青年的审美:花色衬衫+丝绒西服的“校园装”风靡全球,高领衫、细领带成了文艺青年的标配。偶尔在专辑里露出的切尔西靴,后来拥有了专属名称——披头士靴。当然,走红的还有列侬的复古圆框眼镜,《纽约时报》把它称为“拯救世界的和平眼镜”。


戴着“和平眼镜”的列侬,如果活在今天,他会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2010年12月,列侬逝世30周年时,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起的一个话题。



MTV作者凯莉·安德森这样写道:“我觉得列侬可能不会像保罗·麦卡特尼那样,每隔几年就为巡演制作一些专辑和老曲子;他也不会像披头士的好友林戈·斯塔尔那样,和他的‘全斯塔尔乐队’(All Starr Band)一起各种搞怪和讽刺。我觉得他会更接近乔治·哈里森,后者开始关怀慈善、公益、反对‘反全球化’,当然,他还会钻研深奥的现代音乐。”


而作为列侬的“灵魂伴侣”的小野洋子,曾多次回答这个问题:“他是艺术家,总是充满创意,他喜欢尝试新的媒介,所以或许他会爱上网络。他经常说,‘地球村’总有一天会实现。”



在这个本该连接彼此的世界,在这个理应友善包容的世界,在这个被称为“地球村”的世界,在这个价值观二元对立的世界,在这个动辄陷入“非黑即白”议题陷阱的世界,在这个全球化浪潮还没成为趋势,“反全球化”浪潮就已席卷而来的世界,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如果列侬活在当下,他或许仍然会这样说:现在,请给理想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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