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后，莫言怕了“流量”，返乡才“成熟”

文 苏枫

与外界对“山东大汉”管谟业（莫言本名）的想象不同，65岁的莫言，中等身材，身高1.72米，体重75公斤，微微发福。

莫言说，别人看《红高粱》，都想象他一定是两道剑眉、双目炯炯、人高马大、声若洪钟，动不动就跟人打架。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好多人说，你怎么可能是莫言？你冒充的吧？

不过，莫言认为这是一个好作家的标志，“作家的作品跟他本人的反差越大，说明这个作家的创造力越强”。

不少作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都会陷入所谓“诺奖魔咒”，持续写作变得困难。

莫言认为，所谓“魔咒”，也许是个客观存在。获奖之后，莫言曾被俗事缠身，举笔维艰：“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一般年龄都比较大了，创作力减退，再加上获奖后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增多、成名之后的心理压力，都会影响创作。但也有很多作家获奖后写出了重要作品。”

时隔8年，莫言出版获得诺奖之后的第一部作品《晚熟的人》。

《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莫言说，获得诺奖后，自己从“讲故事的人”成了“被讲述的人”。“从讲故事的人变成故事中的人，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这部《晚熟的人》，基本建立在这个新的角度上。”

“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

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

《晚熟的人》共12个故事，其中有4个故事是今年春天在故乡高密写的。

莫言说：“这些小说是我的创作风格的延续，但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如果说我过去的小说里有很多剑拔弩张的东西，这一批小说里，更多的是心平气和。小说中的人物，既有我过去小说中人物的血缘承继，又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莫言在第11个故事《红唇绿嘴》中写道：“互联网时代，大部分农民也都成了智能手机的使用者，他们几乎无师自通地成了网络大海里的游鱼。他们使用着网络，也创造着网络，他们像鱼虾一样在网络海洋里寻找着自己的食物，有时候也能扑腾出大大小小的浪花……”

“新人”高参是莫言塑造的一个小人物，此人拥有五部手机，开了两个公众号，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给故事中的莫言“上课”：“我们要做网络的主人，不做网络的奴隶。网络是天堂，网络也是地狱；可以利用网络伸张正义，也可以利用网络冤杀好人；可以利用网络消费，也可以利用网络赚钱……”

莫言对此的诠释是：“高参这个人物是饱经苦难的，但这些苦难并没使她变得崇高和善良，而是使她变成一个不受道德约束的逐利者。这样的人在当今社会中并不少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找到这样的人。提防这样的人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自己变成这样的人。”

将“莫言”放进文本的游戏，莫言早在小说《酒国》《生死疲劳》中就已试过。《晚熟的人》中，第六个故事《诗人金希普》和第七个故事《表弟宁赛叶》刻画了两个假诗人，一个利用一切机会自我包装、炒作甚至欺诈；另一个则打着文学的旗号做了半生的荒唐事，自认奇才，长于混圈，活在幻梦之中，其原型是莫言村里的人。

《晚熟的人》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高密东北乡，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城乡高速发展的形势，故乡的人和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电视剧《红高粱》的取景地就在莫言老家高密。/视频截图

莫言说，自己会努力凭借“高密东北乡”这个开放的概念，通过创作使之成为中国的缩影，努力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

莫言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拥有千奇百态的人生经历。这些人和事过于真实，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莫言说：“《晚熟的人》由于使用了第一人称写作，读起来会给人一种仿佛我写的都是真人实事的感觉，这正是我追求的艺术效果。但实际上，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部分是虚构的，即便有些人物原型和故事原型，那也是做了大量的艺术加工的。文学艺术中所包含的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朦胧指向，更是得自作家自身的敏感和预感。”

“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记录着这个分身与人物交往的过程。”莫言说。

莫言的书法也充满了“戏谑”的情趣。

这本书以“晚熟的人”为名——“晚熟”是莫言故乡的朋友们挂在嘴边的戏谑之词。莫言认为：“这里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各种原因，有的人心智开启较晚，或者没有表现才能的机会，而一旦机会来临，他的智力突然大增，才能也显示出来，这就是所谓大器晚成；一种是因为各种原因，在前半生装疯卖傻、隐藏锋芒，借以保护自己——当然也有人在装疯卖傻中体验到了奇特的乐趣。而到了后半生他突然正常了，大放异彩，才华横溢，令人刮目相看。小说中的蒋二，应该属于第二类。根据我的经验，生活中有一些人，说自己傻，夸别人聪明，这样的人其实是人精。而有一些人看似聪明，也自认为很聪明，天天骂别人是傻瓜，但其实他才是傻瓜。”

“千万不要惊动地方政府，

给人家添麻烦”

获奖8年来，莫言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他写过戏曲、诗歌、小说，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和考察。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有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

莫言一直都是“吃得了大苦”的作家。2020年大半年，莫言和夫人住在高密的南山，此处茂林修竹，松树繁盛。因为疫情，他蛰伏半年。从6月16日到8月23日，在庚子年的三伏天，山东最热的时节，莫言以胶东半岛为核心，行走了诸城、胶州、青州、安丘、潍坊、莒县、五莲、邹平、莱州、即墨、平度等23个县市，行程近万里路。

他此行的目的是搜集相关资料，研究地方文化，为新作蓄积能量。

这个团队的构成很简单，一行三人，莫言、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以及一个朋友借给莫言的司机师傅。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他们一般是早晨7点30分前后从高密南山出发，夜里10点前后回家。

乡村生活对于莫言来说，属于“故乡的文学”。/资料图片

作为莫言的助手，毛维杰曾与莫言商量，是否提前与地方文化部门联系，以便参观博物馆等场所。莫言说：“千万不要惊动地方政府，给人家添麻烦。”

年过花甲的莫言，在三伏天持续奔波，精神状态极好。他午休时间在博物馆附近的小饭馆吃个工作餐，趴在饭桌上打个盹，下午继续工作。

离开饭馆之前，莫言习惯说：“今天中午我买单，让我享受一下请客的乐趣。”

下午考察结束，莫言一行一般都是连夜赶回高密，有时候实在太晚了，莫言会邀请毛维杰一起在家喝点酒。两人边喝边聊家乡的变化，聊文坛趣事，聊书法鉴赏，聊创作计划，聊今年的农事、今年的雨水。

莫言是个懂酒之人。他考察过很多酿酒厂和酒博物馆——安丘市景芝酒文化博物馆、即墨老酒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等。每到一个酒厂或酒博物馆，莫言都要品鉴一下，剩余的酒，倒在手心里，两手摩擦，深呼吸，说出酒的品格。 

莫言说过：“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面对镜头说话，最幸福的事是在酒庄喝酒。”

在毛维杰的印象中，莫言是个喝酒“有数的人”，很少喝醉。“他是个平易近人的邻居大哥，又是一个风趣幽默的智者。他能居庙堂之高远，又可安乡野之僻壤。他是一个心地善良、有怜悯心的人。”

电影《红高粱》里，就埋着莫言对酒文化的敬意。/视频截图

作为一个“老百姓”“普通参观者”，莫言在两个月内“偷偷”去了诸城三次，那里，是苏东坡当年为官的地方。

在诸城博物馆一楼大厅刷身份证排队入场的时候，戴着口罩的莫言被讲解员认出来了，迅速报告领导。还没等领导出现，莫言赶紧“溜”了——“千万不能被当地政府发现”，这是他获奖之后的一贯作风，他认为，这个社会是一个巨大“名利场”，“要警惕名利对人的牵制和伤害”。

老家的村民都在传，莫言当上了“好像是什么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但莫言的生命重心一直是作品。

老父亲对莫言的告诫是：“获奖之前与别人平起平坐，获奖之后要比别人矮半头。” 

纪录片导演张同道为了拍摄《文学的故乡》，前前后后与莫言打了三年交道。

莫言说，“要警惕名利对人的牵制和伤害”。

莫言把自己放得很低，推辞说“我有什么好拍的”。张同道说：“您的价值比您预想的可能要大。”

张同道执着地一次又一次地去跟莫言谈。甚至未经莫言同意，张同道就先跑到山东把高粱地拍了，因为高粱不等人，再不拍高粱就收了。

张同道说：“本来，莫言老师觉得在摄影机面前很难受，后来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家伙太难缠了，心想要么就让我拍一回吧，打发了事。他小说里有沼泽地、海洋、大河、大川，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都有，但你到高密去看，一马平川，有些河也早干了。是他那支神奇的笔，让这块土地生出了翅膀，生出了灿烂的、礼花一样的风景。”

只要人存在、语言存在，文学就存在

高密人“小廖”是《晚熟的人》里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毛维杰。

毛维杰多次见证了日常生活进入作家笔下的过程——那是2011年12月，毛维杰给返乡过年的莫言当司机兼秘书。他们一起去大澡堂洗澡。

其间莫言遇见了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的工友，几个人在水池里寒暄了一阵，此事便过去了。

不久后，毛维杰发现自己成了《晚熟的人》第九个故事《澡堂与红床》中的人物，那小县城的澡堂变成了热闹的文学场景。 

澡堂文化与现代人生活渐行渐远，反倒增加了它的戏剧性。/《洗澡》视频截图

莫言文学馆于2008年11月竣工并正式开放。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奖当晚，文学馆灯火通明。中外160多家媒体云集，聚焦在这里，传播着激动人心的消息。门前车来人往那个盛大的场面令毛维杰记忆深刻。

莫言文学馆创建已有12个年头，原是以一幢旧楼改造而成。今年当地政府着手在高密东北乡建设新馆，那是一座四层建筑，目前完成了两层。

同时，当地政府正在打造高密东北乡诺贝尔雕塑公园，准备在户外设立包括莫言在内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们的雕塑，以提升当地文化形象。

毛维杰以高密政协委员的身份给政府提出建议：“六点一线”（六点：莫言祖居、莫言文学馆、莫言文学馆旧址、莫言南关旧居、莫言小区——翰林院、莫言南山居），构建莫言文学场馆整体格局，打造高密红高粱文化艺术品牌。这一建议得到了高密有关部门的答复。

毛维杰第一次见到莫言是1985年冬天。他读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同事告诉他，那个作者是她小学同学管谟业，管家就在校门口胡同东侧。 

管谟业当中的“谟”字不就是“莫言”吗？当时的莫言30岁，是个健谈的青年。他引用了海明威的一句话：“童年的苦难是作家的摇篮。”他还说，“好的小说就是揭示社会生活底层、那些人性的扭曲的东西”。

很难说是社会造就底层，还是底层人成就了社会，《红高粱》就是一个例子。

毛维杰最近一次见到莫言是2020年9月14日上午9点30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大门口。

获得诺奖之后，来自全球各地的出版社、杂志、报纸、文学爱好者给莫言寄来了大量文学作品，有希望被推荐的，有求签名的……莫言把自己在北京的家、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三个地点的书刊汇总装箱，共计74箱书刊，捐赠给莫言文学馆。

盛名带来流量，流量带来重负，莫言消解的方法是“返乡”。

“流量”是莫言少年时期就很熟悉的词：“那时候每到暑期，我家房后那条河的水库就会开闸泄洪，水利部门会向下游通报，将有多少流量通过。流量越大，危险越大，所以，我对这个词有恐怖感。互联网上的流量当然与河道中的流量不能画等号，但是不是太大了也会造成某种危害？我不敢断言。但我猜想，就像洪水流量冲不走河中的礁石一样，网络上的流量也冲不走文学。因为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于语言的艺术，只要人存在、语言存在，文学就存在。至于文学在流量时代的作用，跟文学在任何时代的作用是一样的，文学不会依附流量而存在。”

莫言说：“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大，可以用天翻地覆形容。城市如此，农村更是如此，我过去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在现实生活中已找不到踪影，但它并没有消逝，它存在于记忆中，存在于语言中，也存在于许多事物的内核里。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旧的东西总会留下痕迹，新的事物里总是有旧事物的影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