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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识空白,正把更多小孩推入“性侵噩梦”|原创

huazhu 育儿 2020-06-27 02:53:36 12 0

性教育,是孩子们用来保护自己的最初、也是最有力的盔甲,别让它在角落里蒙了尘。

文 | 颖宝

从8岁到12岁,女孩小陈被继父性侵了4年。

最后一次,她躺在床上,忍受着继父猥亵。亲生母亲目睹了这一幕,但报警的动作,已迟到多年。

2005年,母亲生下小陈后,就与男友分手,带着女儿嫁给张某。

2013-2017年,母亲到国外打工。期间,未满14岁的小陈与继父同住一屋,在家中、酒店等处,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噩梦。

最终,继父张某因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被判刑15年。

孩子当然是害怕的,但她除了“服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熔炉》剧照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这个案件归入“保护未成年权益典型案例”,并向社会公布。

这些典型案例,包括借教养关系、教学职业之便性侵儿童等类型,每一桩都在粉碎我们的认知——

“原来,仅仅教育孩子只是“提防陌生人”,远远不够,因为危险还来自于熟人,甚至‘亲友’。”

“叔叔说,摸一摸不会有事的”

“门卫爷爷摸我。”

2018年,浙江,小曼被性侵时,年仅6岁。

借玩具娃娃作演示,小曼向警察描述了当天下午的遭遇——

幼儿园放学后,小曼在门卫室一边画画、一边等妈妈来接。忽然,门卫用手摸了她的下身。小曼被吓坏了,完全不敢吱声。

小曼妈妈表示,直到门卫被判刑后,女儿仍不敢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在梦中挥舞拳脚,似乎在驱赶些什么,需要在后续接受心理治疗。

很多时候,性侵的人就站在孩子身边。


可能就是那一位,被大雨淋湿的、相貌温和的大叔。/《素媛》剧照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抓捕。

河南,男子赵志勇在2015-2017年间,强奸了25名未成年女生。

李娜是赵志勇的同伙,她负责到当地初中学校寻找、集结年纪小的女生,运用殴打、恐吓、拍下体照片等威胁手段,逼迫女生们与赵志勇发生性关系。

25名受害女生中,有人遭强奸多次,有14人未满14岁。

赵志勇最终被执行死刑。


并不是所有“大灰狼”都能从外表辨认,比如赵志勇,这名性侵了25名女生的人,曾是第13届开封市总商会副会长。/澎湃新闻截图

案件发生后,媒体持续发起讨论,网友们不停地反省:

为什么这25名女生最初愿意随犯罪人走?为什么在强奸25人后,赵志勇的罪行才被揭发?

第一个问题,可能因为女生认识并轻信犯罪人,或受物质诱骗。

第二个问题、也是更重要的问题,因为未成年人缺乏性防范意识。

她们当中,有人认为被性侵是可耻的,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信念隐藏事实;

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毫无意识,根本不懂得这就是“性侵”。她们的成长教育里,没有这一课。


她们自然无法从眼前的男人身上,嗅到危险的气息。/《水果硬糖》剧照

2012年的暑假,12岁的美美到北京看望父母时,认识了23岁的郑某。

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郑某提出与美美“处朋友”,并将她多次带到北京、河北等地发生性关系。

直到父母报案,美美仍觉得自己是郑某的“女朋友”,而发生性关系,只是“处朋友”的其中一个环节。


小孩子太容易相信“爱情”,大人太擅长表达“爱情”。/《水果硬糖》剧照

羞耻于谈论性问题,让正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错失逃脱或反抗的机会,也蒙蔽了大众关注此类问题的双眼。

据女童保护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在2019年,我国共发生301起性侵儿童案件,受害儿童共807人。

有人长舒一口气:放眼全国数以万计的案件数量,301起占比“挺小的”。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太多相关案件,无奈于取证难、儿童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等原因,还没进入公众视野或司法程序,就被抹去了。

女童保护基金会也承认这一点,并在报告开头声明:仅统计被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因此案件数量,其实是远远少于实际总量的。

实际情况呢?严重得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估算:“涉及中小学生的性侵案件,隐案比例为1:7。”意味着,每发生7起相关案件,才有1起进入司法。


竟有这么多毫无人性的“变态”,对小孩下手!/《熔炉》剧照

同时,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我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连年上升。

在2019年,检察机关以“强奸未成年人”为由,起诉12912人、同比增长39.33%;起诉“猥亵儿童”5124人、同比增长56.12%;起诉“强制猥亵未成年人”1302人、同比增长45.31%。


大幅度增长的案件数量背后,是一段段被毁掉的人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

未成年人面临的性侵害威胁越来越大,但能引发社会警惕的,却寥寥无几,给大众造成“性侵未成年人只是小概率事件”的错觉——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教育孩子防范呢?”

“妈妈没有告诉我,

被摸的时候要反抗”

忽略家庭和性教育,让孩子更容易遭性侵;羞于公开性侵细节,让更多家庭忽略防性侵教育。

这是一个死循环。

了解它,是打破循环的前提。

女童保护基金会统计,2019年有70.43%性侵未成年人案例,是熟人作案。

他们分别是老师(35.38%)、亲戚朋友(12.7%)、邻居(11.32%)、家庭成员(10.38%)和网友(9.91%)。


教学场所、住所,是最常出现的作案场所,也是孩子们曾以为最安全的“港湾”。/女童保护基金会

相比成年人,身材娇小、对世界认知不足的未成年人,更容易激发某些人内心的邪念——无论他们在人前有多正直、多老实、口碑有多好。

毕竟,“大灰狼”或许会忌惮成年人的反抗能力,但不会害怕一个幼童。

在孩子的世界里,每一个大人都可能是这匹“狼”。


从施害人年龄上看,各年龄段占比相差不多。可见,无论眼前的大人是18岁,还是70岁,都可能心怀邪念。/女童保护基金会

监护人与其将自己的“看人经验”强加在孩子身上、教育他们“别搭理某几类人”,倒不如教他们提防指定行为和话语,比如“将手伸进你裤裆的,无论是老师还是陌生人,都一定是坏人”。

除了熟人性侵,随着网民低龄化和直播平台日渐流行,“网友作案”的占比近年来也越来越大。

2018年,32岁的胡某在直播平台上认识了11岁的小李。经过一番“交心长谈”,胡某取得了小李的信任,开始怂恿她拍摄色情图片、视频,并在直播中做不雅动作。

如今的孩子,“人手一台手机”是常态,却还没学会分辨危险,被“信任的哥哥姐姐”哄两句,就照着对方意思去做。


今年年初引发轰动的韩国“N号房”事件,涉及16名未成年女孩,她们曾被强迫拍摄性暴力视频。

还有一类是“未成年人性侵未成年人”,案发占比最小,但影响最恶劣。

比如发生在今年5月“陕西一小学女生校内遭4名男生侵害”事件,和发生在1988年、在世界范围引发众怒的“日本17岁少女遭4人施暴984小时后死亡”事件,犯案者都是未成年人。

无论属于什么类型,这些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都指向一个根源——

涉身其中的孩子,都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

更难以理解“性伤害”对身体、心理造成的影响。

这就造成缺乏性知识的孩子更容易被性侵的现象。

正如一个连“我从哪里来”都搞不明白的小孩,又如何理解性行为与生孩子的关系?

既然不知道发生性行为后会怀孕,她怎么可能学会拒绝性暗示动作、保留性侵证据和避孕呢?


我们只向孩子展示世界的美好,却忘了告诉她们,再美好的事物也有阴影。/《素媛》剧照

城市、农村性侵儿童案件比例,也佐证了这一点。

2019年,发生在城市的性侵儿童案占比56.81%,发生在农村的仅占比13.62%,其余发生在县城。

不是农村的比较安全,而是城市孩子接受性教育的机会更多,懂得反抗性侵并向监护人求助,通过司法流程为自己讨回公道;农村孩子在“性”这方面,相对不这么开窍,若遭性侵,大多想着掩盖过去,即便想报警,也不懂得如何保留证据。

此外,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遭性侵的风险也很高。

据齐鲁晚报,性侵农村留守儿童的案件数量,近年来不断攀升。

这个群体缺乏父母看管,从小学着混社会,出入复杂的场所、接触不明身份人士,因此与农村未成年人有关的案件,有67.7%都是性侵案。


农村的路灯较少、人群密集度较低,也给施害者更多犯案机会。/图虫创意

“我们有阻止和反抗的力量”

“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

台湾女孩林奕含的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房思琪告诉妈妈,学校里有个同学和老师在一起。

妈妈毫不犹豫地吐出这句话。

那一刻,房思琪决定不再说话——妈妈的反应让她知道,小孩子只要与人发生性行为,就是做错了事,无论是不是自愿。

老师李国华正是抓准了家长这种拧巴思维。

最终“鼓励”他实施性侵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他坚信,“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

结果如他所料。

小说讲述的性侵儿童事件,就像一场烧毁房思琪人生的大火,老师是点火的人,妈妈则是添柴的人。


有些话,一定要等孩子出事后,才去说吗?/《公正社会》剧照

遗憾的是,这位忽略儿童性教育的妈妈,是我国许多父母的缩影。

去年,深圳晚报做了一个调查。有超过40%的受访父母表示,自己的孩子从未接受过性教育或不了解情况;对于尚未成父母的80、90后,有超过50%的人表示父母从未给自己普及过性知识、近70%的人从未在学校接受过性教育。

作为孩子最亲密的人,父母不主动谈论性问题,难道要等陌生人开口?

孩子因性知识空白,导致受害几率提高,父母也要背锅。

女童保护基金会数据显示,遭受性侵的儿童中,有57.48%在14岁以下,还有26.25%未知年龄、被媒体表述为“幼女”。如果父母还抱着“长大后自然就懂‘性’了”的心理,那在孩子长大前,她们拿什么保护自己?

因此,减少性侵儿童案件的第一步,是将性教育作为全民教育来普及,不仅孩子要学,家长更要学,而且是必修课程。


不是只有会发生性行为的人,才需要相关知识哦!/《公正社会》剧照

第二步,是落实“性侵未成年人强制报告”。

也就是说,在学校、托管机构、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亲密接触的行业领域,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性侵先兆或线索,就必须向公安机关报告。

这个建议在今年“两会”也被再度提出,原因是有些教育行业人员,对性侵儿童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采取“强制性”规定,或许能帮助更多孩子,提前把噩梦的火苗踩灭。

“强制报告性侵线索”以外,还可以延伸出“建立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涉及未成年人的行业,在录用人员前应该查询犯罪信息,阻止有前科的人再从事相关职业。


有前科的人,却能毫无约束地在我们身边游荡,光想想就害怕。/《素媛》剧照 

这种“信息公示制度”,在国外早有先例——

美国《梅根法案》规定“将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网上以供读取”;

在澳大利亚,各洲政府可共享性犯罪者的资料、行踪动态;

在韩国,性侵未成年人的刑满释放人员,必须佩戴电子脚环,以达到遏制再犯目的,并提醒周围人群“小心!这个人曾经性侵儿童”。


1994年,7岁的美国女孩梅根(Megan)在家附近,被一名性侵惯犯绑架、奸杀。这一事件推动《梅根法案》的确立。

抗争还是妥协,于社会大众,于未成年人,都有选择的力量。

孩子不懂性是什么,教他们就懂了;不懂分辨好人或坏人,我们就给有前科、危险性较大的人“贴标签”,提醒他们注意回避。

毕竟,面对儿童性侵,我们不能只有愤怒、悲伤和谴责啊!

性教育,是孩子们用来保护自己的最初、也是最有力的盔甲,别让它在角落里蒙了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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