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四十

插图 范薇

四十之惑

我生于1983年，今年正式跨过35岁门槛，迈向40岁大关。前两天，高中同学群里正在热聊，一位女同学A给我发了条私信：“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堂堂一个名校群，内容全是苟且和自我满足的大秀场。”

令她怨声载道的是这个群里的例行话题：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学区房价格几何，公立私立学校的门槛在哪里，各种职业的收入、待遇和编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应道。作为一名正在考虑幼儿园名额的新晋老母亲，我为诗与远方摇旗呐喊的底气有些不足。毕竟，家长里短的讨论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焦虑。

当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机”四个字早已被我身边年龄相仿的朋友们挂在嘴边。仔细想来，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这场危机的表现大相径庭。1974年，美国作家盖尔·希伊（Gail Sheehy）写了本畅销书《过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危机》。这是关于“中年危机”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书里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岁男性，他虽然已经达到自己的职业目标，但是却不免感到郁郁不得志。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于是责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边的一切。他幻想着打破这个牢笼，也许是借由一个有趣的女人，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或是一个不同的城市。

美国作家盖尔·希伊在自己的畅销书中描绘了典型的40岁男性中年危机（视觉中国供图）

如果说男性的危机源于对事业的不满足，对既定生活的厌倦，对未来可能性的追求，那么，传统的女性“中年危机”要“实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谌容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里描述了42岁的眼科女大夫陆文婷的力不从心。陆文婷做了18年业务骨干，还是个最底层的住院大夫，拿56块半的工资，挤12平方米的蜗居。总而言之：40岁女性，外有工作，内有家庭；上要供养父母，下要照顾丈夫儿女。她们被认可，不仅仅是因为才干，更是因为她们对艰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们愿意做出的自我牺牲。

时至今日，陆文婷依然广泛存在，但我发现，她已经不再对三四十岁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义。在我的身边，女性们各有各的“人生课题”。一些人在考虑事业的进退。3年前，为了偿还给公公治疗癌症欠下的家庭负债，40岁的皮肤科大夫田艳丽从工作了快20年的三甲医院辞职，进入民营医疗美容机构。去年，当家庭债务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她决定自行创业。新诊所开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每天早晨7点，田艳丽会在健身房挥汗如雨两个小时，既是为了对抗中年上身的赘肉，也是为了排解负担一支团队前程的压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门槛上徘徊。央视前主持人李小萌还记得，自己年过30以后，父母曾和她说：“本来我们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女儿，我们显得很凄凉。你要说这辈子就不打算结婚，我们也没有念想了，如果还打算结婚，能快点吗？”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说33岁解决问题，事实上，直到37岁，她才步入婚姻，赶在40岁之前，初尝成为母亲的滋味。

我的女同学A承认，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家私营企业的同时，还过着电影、旅行、咖啡、阅读加健身一样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尚属单身。她说，她并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适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赏、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来条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鸣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条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触。好多长辈说我气场有点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呗，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经过审慎的考察，A决定在38岁之前去美国冻卵。尽管如此，她还是会纠结：在管理企业、照顾母亲之余，她是否还有精力承担养育一个孩子的责任？如果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这个孩子会幸福吗？

焦虑、困惑和压力的多样化首先是因为，在今天，在许多女性的生命进程中，30岁到40岁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的阶段。早期心理学家曾一度认为，从青春期结束到进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阶段是相对平缓的高原，但事实并非如此。

成长和衰退贯穿人的一生，两者之间的平衡因人而异。发展心理学研究认为，从青春期到承担起成年期责任之间的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和泾渭分明的。20岁到40岁被视为成年早期，人们通常在这段时间离开父母、组建和经营家庭，并在选定的工作中努力证明自己；他们面对现实世界，寻找方法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成年早期，你将第一次独立面对人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而因为缺乏经验，你会觉得你的每一个决定，无论关乎工作还是感情，都可能会影响你今后的命运。

过去，标志“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毕业、离家、经济独立、结婚、生子通常会在20岁到30岁之前完成。但在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按照这个步调生活。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岁之前已经完成了这五大事件，而到了2000年，只有少于1/2的30岁女性实现了这些目标。同样的改变也发生在中国。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4岁多。在上海、广州、北京、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逼近或者超过30岁。

耶鲁大学已故教授、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视觉中国供图）

耶鲁大学已故教授、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认为，成年期的发展涵盖了稳定和转折的交替。在转折时期，个体会重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优势。稳定期与转折期的区别在于生活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而所谓“生活结构”，就是个人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的综合体。

我身边有大量高学历女性，她们30岁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光都被用于求学，临近30岁事业才刚刚起步。她们需要在30岁到40岁的1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个人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的转变：从未婚到已婚，从女儿变成母亲，制定职业目标，决定事业和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配比。也就是说，她们将在一个相对短暂的转折期中迎接密集的变化，承担它们所带来的压力。

相比较于同样推迟了人生进程的男性而言，女性的特殊性还在于残酷的生物倒计时。许多医学科普告诉我们，35岁以后，女性生育能力将经历“断崖式”的变化：每月排出卵泡的数量和质量将大幅下降，发生的孕期并发症、胎儿染色体异常等状况的概率将大大上升。这场倒计时的心理红线非常明确。有统计显示，到40岁时，女性每个生理周期的怀孕概率低于5%。每一个逼近35岁的女性，无论她是否已经拥有稳定的感情，只要她尚未下定不做母亲的坚实决心，都会在这道红线面前陷入自我诘问。

“我妹妹和我说：你们这些文艺女青年的价值观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得想清楚一点，以后要不要孩子？”编剧王伊记得，30岁以后，家里当医生的妹妹扛起了催婚大旗。“被医生警告，我的人生就算进入倒计时。”

那个时候，在业界摸爬滚打多年，王伊刚开始有了一些知名作品，进入事业的爬坡期。她告诉我，她写了一部剧本，创作的过程很辛苦，熬到得了鼻炎，月经不调。她帮一个朋友去看要租的房子，里面住的租客是个台湾中医，屋子里都是熬药的罐子。

王伊天生好奇心强。“我问他：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

他回答：都是女人的药。

我问：怎么有这么多女人要吃药？

他答：怀不上孕的，脸上长痘痘的，睡不着觉的，各种各样的女人。

说完他看了我一眼：你也快了。

我说：你是看病的还是算命的？

他说：看病和算命本来也差不多。你气血不好，要是再不调整，估计快没了。

我问：没了是什么意思？

他答：没了的意思就是你生不出孩子来。”

这场戏剧性的遭遇让王伊心里狠狠地咯噔了一下。

“我承认我没有做好孤独终老的准备。一些功成名就的女编剧终身都没有孩子。她们会跟我说：这个世界上不缺一部剧本，但是你却缺一个孩子。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女人还是得有一个孩子，这样你的人生才能圆满。”

做全职妈妈的经历启发编剧王伊创作了新剧本。在这个过程中，她也重新认识了自我 （宝丁 摄）

王伊决定生孩子，可是这件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成为母亲”这个范畴本身，它意味着一连串关系的调整。“要生孩子，你首先得选择婚姻。等你有了婚姻，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以为你可以漂漂亮亮重出江湖，去健身房，去工作，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你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项目可以不做了，工作可以说老板我炒了你，孩子是你永远无法摆脱的最苛刻的甲方。”

最常见的事业和家庭的冲突，仅仅是受影响的一个方面。王伊说，生孩子之前，她觉得自己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完成工作，照顾家人，可以单枪匹马无所不能，唯独带孩子这事让她认了怂。她心里清楚，凭她的性格如果一直当全职妈妈，不仅她疯，孩子、先生也不得安宁。“我必须承认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一个人做不成的，我需要别人的合作，就必须放低姿态。”她观察到，有些妈妈选择请老人帮忙照顾孩子，家庭内部的格局就此改变。“一些人的原生家庭矛盾大，在父母面前骄傲了一辈子，也不得不低了头。”

今年王伊写的新剧《我们都要好好的》播出，开场就是刘涛扮演的全职妈妈“寻找”得了抑郁症，要和金融精英老公离婚。不少人觉得剧情有漏洞：“寻找”受不了带孩子做家务的生活，她家有钱，为什么不请个全职阿姨呢？“说这句话的人，他们不了解生活的真相。”王伊感叹。王伊没有父母和婆婆帮忙带孩子，只能依靠阿姨，但这也是一个修罗场。“且不说找来的阿姨是否能够按照你的想法带孩子，你想让她安心在家里工作，就得像对亲人一样对待她。这又是一段难以处理的关系。”王伊观察家里的全职阿姨，她会自然地批评惩罚孩子；每天晚上，她要第一个洗澡，这时，她会指挥安排王伊和先生来看孩子。王伊突然意识到，有时候，阿姨其实在扮演她妈妈的角色，最大的区别是这段虚拟家人关系会因为雇佣合同的解除画上句号。

“亦舒一代”

畅销书女作家林特特今年刚好40岁。2001年她在一个叫“文学世界后花园”的网站上开始写作。网站有一个分论坛叫“亦舒论坛”，后来出了包括黄佟佟、蒋胜男在内的很多女作家，大家多少都受到亦舒的影响。“我上大学的时候，有朋友特别瞧不上这件事情，说一个人的人生观怎么居然要从小说而不是哲学书当中得到滋养？”林特特说，“我很不服气，我没有别的更好选择。我们没有接受过性别教育，一个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不就只能从小说里面学习吗？”

林特特的理想就是当亦舒女郎。亦舒女郎是那个时代的“港女”，最大特征：“经济独立，精神自由。”她们不是温婉柔弱的，希望像男性一样独立、理性、拥有成就，婚姻和感情只是锦上添花。林特特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二三十岁的时候，她努力写作，在出版社的工作风生水起，还自己创业办了文化公司。但是她发现，亦舒女郎也有不可控的烦恼。她记得，大概5年前，她迎来了一个事业的高光时刻：她的第一本书卖得特别好，出版社为她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发布会，请了很多媒体。发布会开完，庆功宴上，“红酒刚刚倒进杯子里，还没来得及碰杯喝一口”，林特特接到了家里老人的电话。老人和家里的保姆起了冲突，几乎就要有肢体上的碰撞。电话那头鸡飞狗跳，孩子哇哇大哭，她只能做出一个选择：放下酒杯，告诉主办方家里出事了，非常不体面地离开了一个原本属于她的盛大场合。

出租车走到半路，林特特心里委屈极了，大哭起来：“我当时就觉得，职业女性的光鲜就像肥皂泡一样，看着美丽，其实经不起一个针尖的触碰。”“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先生去哪儿了？当时他在参加一个沙龙活动，而他并不是主角。”回到家里，林特特问老人为什么不给先生打电话，答案是：“他是个男的，这个应该是你女的来处理。”

而如果一个女性更希望履行家庭责任，回家做了一名全职主妇，很可能遇到另外一个悖论：尽管人们都认为家庭和孩子很重要，但你的付出大概率不会得到认可。为了写剧本《我们都要好好的》，王伊访谈了许多全职妈妈和她们的先生，不少夫妻开开心心带着孩子前来，面红耳赤或者大打出手地离开。

王伊把她的丈夫“向前”设定为“丧偶式婚姻”的代表人物——大男子主义，崇尚中国式成功，一心赚钱养家，但很少有时间回家。她认为，妻子“寻找”有充分理由对生活不满。但电视剧播出以后，全职妈妈“寻找”引发了不少争议。网上有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为什么要离婚。有人评论说：“只觉得作，大多女人要有那样的男人做老公，帅气多金有能力，住着豪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嘴都要笑歪好吗？”在王伊看来，“向前”代表着以成败、以社会财富地位高低论英雄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自然并不会认可全职妈妈的价值。

畅销书作家林特特的理想是做“亦舒女郎”

对于中国女性的两难境地，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戴锦华曾有一个精妙的比喻：“花木兰困境”——当家国需要的时候，“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她和男性一样披挂上阵；而当使命完成，“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她又重新回归家庭生活。戴锦华尖锐地指出，事实上，花木兰比今天的女性幸运，她所面临的挑战只是在两种角色之间切换，而1949年之后，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女性”身份也变为一种子虚乌有。一方面，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社会要求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和男人一样承担公民的义务与责任，接受男性社群的全部行为准则，与男性“并肩战斗”，创造生产力价值；另一方面，家庭角色对她们的要求也并没有降低。

林特特生于1979年，正好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政策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性别区隔，简单地说，因为只有一个孩子，过去很多家庭“望子成龙”的期望也会投射到女性身上。新一代女性更加投入地参与社会的竞争结构，对卓越和成功有了更高的追求。家庭和事业两种角色要求激起的冲突势必在她们的内心激起更大的波澜。“工作和生活本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共同体，在‘70后’‘80后’身上，却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体。”王伊说，“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也有自己的生活主张，渴望成功，却很难像‘60后’那样专注，同时又不如‘90后’那么自我和洒脱，所以他们注定是纠结的一代，注定要用大把的时间和生活、和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撕扯。”中山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裴谕新曾经感叹，“70后”女性会发现，自己并不比母亲更幸福。“她们的痛苦与纠结甚至可能比母亲更多：母亲可以抱怨时代、抱怨配偶、心甘情愿做一辈子怨妇，她们却没法承受‘怨妇’这一形象。她们也没法抱怨社会，因为在她们成长的年代，已经拥有选择的自由。”

事实的另外一面是：自由也是有限度和条件的。亦舒女郎们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可能并不比陆文婷们更多，但所要达到的标尺更高。最显著的是，在我们的时代，做一个理想的母亲几乎是无法企及的高度。

从是否顺产、是否母乳喂养，到哺乳的时间持续多久，都会成为评判一个母亲的标准。你会在各种育儿书籍和课程上学到，0到3岁是人生的黄金期，母亲在这个阶段的付出和投入，几乎可以决定孩子未来的人格形塑，影响他一生的发展。今天育儿活动的安排，不再是随兴或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而是需要更有计划性地导向特定的训练内涵和任务指标。给孩子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都应该是一系列精心的搜寻、比较和研究后的决定。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香农·海耶斯（Sharon Hays）把这种新现象称作“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它强调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养方式，专家论述的权威性，以及在育儿过程里，母亲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心力。统计数据显示，1975年，美国全职母亲平均每周花11个小时在家照顾孩子，包括日常照料以及培养孩子能力的各种活动，比如阅读和专注力游戏等，在外工作的母亲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是6个小时。而今天，全职母亲平均每周在同样的事情上要花17个小时，上班族母亲则要花11个小时左右。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上班族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1975年的全职母亲一样多。

被高要求的不只是妈妈。和我见面这天，王伊给我看她和先生的聊天记录。“今天早上他跟我聊的第一件是科创板的股票，第二件事是我俩约定去听关于内容产业进化论的讲座。”“现在这个社会，你不要太高估一个男人的强大。”她和我说起婚姻的经验，“你最好能成为他的哥们，他的战友和智囊团，时时刻刻做他的幕僚。要想婚姻保鲜，我们的日常对话上到政治形势、经济规律、人文历史、商业模式、物理科学、天文常识，小到热点事件、一部电影、一本书，绝不可能只是孩子的教育、吃喝拉撒一地鸡毛。然后呢，你还得保持一个会‘撩’的状态，从皮肤气色到身材着装，甚至发型。你必须记住，你是一个女人，你不能穿一条大裤衩，蓬头垢面地哺乳。实际上我也会有这个时候，只不过我会关起门。他拉着你的手的时候，总不能让他觉得是拉着哥们兄弟的手吧。”职场亦是如此。“你要哺乳，你一孕傻三年，可是这和你的老板有什么关系？”

Facebook 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一书中讲述了孩子出生时，她如何平衡事业和母亲的角色（视觉中国供图）

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算是全球职业女性的典范。她写了一本名叫《向前一步》的书，鼓励女性在职场勇往直前。但这本书里，最让我唏嘘的是，孩子出生前后她在职场里的挣扎。生完孩子的当天，桑德伯格已经开始在病床上处理工作邮件。3个月后，所谓的产假结束了，回归工作的第一天，当她把车倒出车库，正要去办公室的时候，胸口突然感到一种重压感，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下来。她意识到，如果她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工作12个小时，就得在孩子醒来时离家，在他睡着时到家。她必须调整工作时间。从此，她开始早上9点到公司，下午5点30分离开公司，这样就能够保证上班前、下班后及时地给孩子喂奶，然后再哄他睡觉。但桑德伯格很担心这份出勤记录会损害她的公信力，甚至让她丢了这份工作。于是，她不得不在早上5点就开始查收邮件，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后，她会再回到电脑前继续当天的工作。与此同时，她竭尽全力不让大多数人知道她的新时间表。助手卡米尔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建议她把每天的第一个会议和最后一个会议安排在其他办公楼进行，这样可以让“实际到达和离开办公楼时不至于太招摇”。如果桑德伯格必须从她的办公室直接下班，她就会先在大厅里观察停车场，瞅准没人的时候才会冲出去发动汽车。

一个女性要想滴水不漏，职业、婚姻、孩子、家庭关系都光鲜亮丽，就要全力以赴。这意味着什么？不久前，我和一个编剧朋友聊天，她手头正在写一个半科幻的剧本，已经换了几次人设。“本来要写‘傻白甜’，但观众已经不喜欢这种类型了。”她提到，现在大女主影视剧越来越多，本质都是表现女性自强，有谋略，靠自己。于是，她的剧本的最新走向是“超级英雄路线”，“实际上就是女超人”。我想知道女超人都有哪些现实困境。她告诉我：“女超人是个孤儿，从小被流浪汉收养，唯一的亮光是未婚夫，但是被人害死了，并没有啥现实困境。”“我明白了，无父无母，未婚无娃，所以她才能当女超人。”我总结道。她哈哈大笑起来。

也许，我的总结还不够完善。和林特特聊天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做亦舒女郎的理想。“我肯定不能说我达到了，”她想了想，“至少有一点，我还得再瘦20斤，亦舒女郎都很瘦，对吧。”

电视剧《人到中年》剧照。剧中的陆文婷是一代40岁女性的代表（视觉中国供图）

自我的追问

十几年来，林特特保持着每天写作一千字的习惯。她需要以这种方式帮她保持一个写作者的状态。孩子出生以后，她一度发现自己难以为继。照顾孩子，打理出版工作，管理公司，每天晚上9点把孩子哄睡以后，她就已经疲惫得只想一头睡去。那时，林特特看到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林徽因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她讲述自己一天的生活：白天处理了她妈妈和保姆吵架的事，下午在画图——因为梁思成的亲戚要来他们家里借住，家里的小院子要住下一大帮人，她需要筹划安排。她写道：现在到了晚上，我给你写信的时候终于能抽出一点点时间来看看书写写文章。“我突然就觉得得到了莫大的鼓励，原来女神的生活也是这样的。而女神之所以称为女神，是因为她能够在忙忙碌碌中挤出时间看书写字。”从那以后，林特特开始仔细管理自己的时间，她积累下来的那些经验，甚至让她在知识付费网站上开了一门课。

前年，林特特发现，四五年前自己想要写下来的一些故事仍然未能完成，工作还是严重地影响到了自己的写作进程。“其实，这两件事带给我的成就感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内心的拷问：你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个人来到人世，都有他的使命，我很早就知道我是为故事而活的。”于是，38岁那年，林特特回到家里开始全职写作。这又是一场她必须经历的冒险。

1983年，女演员潘虹在电影《人到中年》里饰演陆文婷大获成功。27年后，2010年，她曾经这样回望这个角色：“如果我退回去，再演一个陆文婷式的人物，也不可能引起当年《人到中年》那样的轰动效应——现在人们越来越走向自我，他们的审美观念也越来越个性化……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年妇女，都必须把自己当成一个最有自信的女人来看，这样才对。要活好自己的每一天，做最好的自己，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自己。要是我们放弃了自己，那么我们从某种意义上符合了传统的审美，但是我们绝对破坏了现代人的一份追求。”

在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同时，女性也在追问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

潘虹的话解释了女性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在今天，“选事业还是选家庭”还会成为女性的两难选择？这并不是因为婚姻可能遭遇破裂，事业前程多舛坎坷，而是我们越来越渴望探求种种身份之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精神内核和成长空间。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弄明白“我是谁”，想知道，对“她”而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想要掌握人生的主动权。

在采访的时候，我和很多女性聊了“自我”这个话题。我原本以为，40岁之后，女性所要达到的“不惑”，是要拯救自我于诸多角色的重压，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们看待这个年龄和种种挑战的视角远比我想象的积极得多。

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认为，人生如同一年当中的四季，季节风光各有不同，都在持续不断地变化发展。他非常强调中年期转折，这样的转折会发生在40岁出头的时候。在这一时期，个体要面临四个重要的问题：依恋、分离、渴望亲密关系，以及需要时间内省和认识自己。她们努力解决个人的问题，她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打破过去，并创造崭新的生活。如果一个人能较好地调整自己的目标，处理好现实与可能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可以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她的智慧、有见识、同情心、视野开阔等品质将会出现。1987年，美国学者发表了一份对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密尔斯女子大学1958级和1960级学生的长期追踪调查。研究者发现，在27岁到43岁之间，女性变得更加自律，更能承担义务，更独立自主，更自信且应对问题更加游刃有余。

其实仔细回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自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青春期的时候，我曾把一些女性政治家作为自己的榜样。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难以接受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我甚至根本没有像很多同学一样，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就在几年以前，我认为孩子可有可无，那时的我也不会预料到，如今的我总得提防自己变成朋友圈的晒娃狂魔。

自我认知会受限于视角。我们的内心像是一个漆黑的房间，我们拿着手电筒一点一点地探索它。对于一个在生活中充满主动性的女性而言，她在人生中的每一段经历和每一种角色都可以是这支手电筒。

主持人李小萌37岁结婚，38岁怀孕生下了女儿本本。这么快要孩子的动力不只是因为年龄，她有过仔细审慎的考虑。“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那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一直是向内观照的，纠结自身的问题，到了一定的时期，会无法实现内心的平衡。30多岁的时候，我已经感到，我受困于自己的小忧郁、小得失，需要有一种东西把我吸引出去，向外观照。对一些人来说，这种东西可能是工作、兴趣、好爱，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很少有一种东西能够比孩子的吸引力更大。孩子能带来世俗间大多数人都需要的快乐。我想，孩子能令人有烟火气，烟火气让人茁壮。”

成为母亲对李小萌的影响，比她预料的更大。养育孩子的一点一滴，吸收学习的各种育儿理论和知识，都变成了她关照自己的镜子。为了鼓励女儿识别和表达情绪，她学着体会自己的需求和情绪；为了帮助孩子交朋友，她打开了自己的社交圈子，重新反思了自己人际交往里的问题。童年时候受到的教育，成年后事业和感情的得与失，像拼图一样各就其位。

她发现，小时候，父母不鼓励她表达自己的欲望、感受和情绪，成年后，她很难分辨自己的真实需要，即使知道，也不懂得如何争取，如何表达。在央视干了20年主持人，李小萌拿到了能拿到的一切奖项。但她知道，在职业上，她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感，就像小时候，爸爸让她去参加演讲比赛，她讲得挺好，声泪俱下，但她并没有主动提出参加比赛，也没有想过自己想说的题目是什么，怎么表达自己。在感情上，她也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我习惯于做情绪的承担者，忍受对方发脾气，不懂得为自己辩护。曾经有人和我妈说：‘小萌连吵架都不会。’”

王伊之所以会写出一部《我们都要好好的》，也和自己的经历有关。2012年，大女儿出生，王伊放下创作，全心全意照顾女儿。这让她突然发现，全职妈妈的生活，是“我”渐渐消失的过程：“你不再是你，你的世界里只有孩子，你的代号是某某妈妈，社会和家庭其他成员对你的评估全部是孩子的风吹草动，点点滴滴。至于你的种种个人兴趣、爱好等等，完全没有人会关心。”王伊本来打算在家陪女儿到3岁，可是这样生活了两年，她就再也忍不住了。她把自己的感受，对其他全职妈妈的观察都写进了剧里。今年，王伊的小女儿出生，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女儿4个月的时候，她已经重启怀孕前的工作节奏，开会、谈选题、筹备新剧。生活很累，工作很辛苦，但她过得很有劲头。

42岁，李小萌辞职回家专心陪伴女儿。3年后，45岁的她重返职场。她看得到婚姻、孩子给她带来的改变。一开始，有平台提供机会，让她想干回新闻主持人的老本行，复出一战安排她去日本报道一条极热门的新闻事件。在日本，李小萌破天荒地决定谢绝这次机会。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做的根本不是这件事，她心里真的关心的是中国家庭面对的种种问题。于是，开公司，搭建团队，她亲自去谈服装赞助、拉广告，拍摄了《你好爸爸》《你好妈妈》两季访谈节目。一切都是人生从未有过的尝试。

去年5月份，李小萌参加了一个为期6天的山地骑行团，路线是西班牙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最后200公里。到达终点后，人们去教堂参加了一个给徒步、骑行者准备的祝福仪式。无伴奏圣歌唱响起来的时候，她双手抱肩，轻轻抚摸自己的臂膀，默默地对自己说：“一路走来，你辛苦了。”两行眼泪猝不及防地流下来。

李小萌说，45岁，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深切的关爱和肯定自己。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得放松，再也不求困于他人的评价里。从前，她不敢穿无袖的衣服，因为觉得胳膊粗，皮肤上有一些小色素；如果脚趾没有涂指甲油，就不敢穿露趾的凉鞋。不久前她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大短裤，大胖腿出镜”。有男性朋友问她怎么想的，提示照片不端庄，她回答：实话告诉你，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事。

王伊说，40岁，她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人生想要往前走，就需要不断修正自己。她不再是20岁时埋头向前冲的小姑娘。我问她修正了什么，她说：“我接受了如下事实：我可能永远不会写出自己认为的最好的剧本，表达出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我可能只能成为一个还不错的编剧；我接受了我的孩子上不了哈佛、耶鲁，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她们能开心地和我在一起；我以前说我最不能接受一个男人，他从一扇门里走出来的时候，先出来的是肚子，现在我觉得这也不是那么重要。我已经学会，人生是一个蛋糕，事业、生活，你想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其中一小块，所有的蛋糕放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也许其中一块被咬掉了一口，另一块被调皮的小孩弄花了，但是这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怎知这些修正、这些接受，不是人到中年的妥协和退让？”我问。

“前两天，我重新看了一遍《甜蜜蜜》。很多年来，这部电影有一句台词很打动我。张曼玉扮演的李翘对黎明扮演的黎小军说：我来香港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不是为了我。”王伊说，“电影里，李翘来香港是为了做人上人，黎小军是为挣到大钱把女友接来风风光光地结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彼此，却拼命忽视他们已经相爱的事实，仍然朝着自己的目标狂奔而去。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黎小军成了一个不错的厨师，和女友结了婚，李翘跟了在黑社会做事的豹哥。他们实现自我了吗？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怀揣他们认为的最重要的东西，用1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和青春矢志不渝地奔跑，这很励志，但也可能，他们忽视了过程当中最真实的感受。我想，这一路走来的感受才是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才是我最应该珍重的东西。40岁，我已经知道，在一个名利场中，高处不胜寒，会有多少明枪暗箭，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我也知道，为了培养一个学霸孩子，每天都要陪着他去海淀黄庄上辅导课，把他要学的东西先学一遍。我也知道，一段感情里什么更重要。所有这些放弃和妥协背后，都是当下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