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社会学：女明星刚结婚，就被催离婚

当年轻人嚷嚷着戒掉婚姻甚至戒掉恋爱的时候，结婚和离婚反而都成为舆论风景线，尤其是后者。当一段婚姻的终结相比起建立更能搅动舆论时，我们开始意识到，离婚逐渐脱离单一层面的八卦娱乐新闻，跻身社会议题的领域。

作者 | 西西

编辑 | 程迟

月初，比尔·盖茨的离婚在舆论界内掀起轩然大波，人们津津乐道于对离婚牵涉到的资本、出轨、家族等问题进行讨论——“离婚”两个字在新闻、媒体的意味早已与“晦气”“遗憾”等过去的“主流情感”脱离开来，甚至比一般的名人八卦，更多出来一份值得钻研的深奥感。

而对女性作为离婚主体的讨论热度，更是有增无减。从福原爱婚变在国内舆论引发的呼声，到不久前的赵丽颖、佟丽娅离婚，女明星或者说女性公众人物在离婚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从“受害者”“值得同情的”，变成了“勇敢的”“值得羡慕”“值得学习”的，甚至是“早该的”。

赵丽颖与冯绍峰。

人们通常默认，一段关系的结束比建立要更难，长久的陪伴、朝夕相处，时光的痕迹早已刻在了彼此生命里。但当代年轻人对于“幸福”的认知与定性，更多受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影响：婚姻与家庭，都不一定能消解当代意义的“孤独”，而相对于冒着风险开启一段具有承诺性质的关系，自由的消失更为让人恐惧。

“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的古老教条逐渐被抛弃，离婚不仅成为建立在思想解放基础上的一种当代热潮，更成为折射一代人观念迭变的一股潮流，它不仅成为trend，甚至演变为fashion。

在这股趋势里面，较为明显且值得关注的又至少有两点。

其一，人们祝福的离婚对象往往是女性。人们祝福赵丽颖、佟丽娅们离婚后的自由，而非婚后的幸福。

佟丽娅离婚后微博网友的祝福评论。

女性主义、独立意识与离婚的关系，只要稍梳理婚姻制度发展至今的历史脉络就不难理解了：为了社会稳固建立起来的一种资源互换的经济模型，到了女性解放运动发展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显然行不通，女性不再需要依附男人活下去，因此，建立或结束一段婚姻更多倚赖的指标是感情。

那么，感情的生与灭又要如何定夺衡量呢？是否因为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婚姻可称为感情的稳固维系品，摒去那些抽象的感性元素，婚姻作为围城的困局意义，也就愈加明显。

于是，第二个值得重点讨论的关键呼之欲出：当经济支柱、合作共御风险的功能降低，人们需要为婚姻的存在与消亡找到更合理的理由，建立起更坚固的信念支撑。

女性独立的进步宣言？

与其说受到关注与热捧的是离婚本身，不如确切地说，人们期待与鼓励的是逃离婚姻的抽象行为。

去年九月，河南郑州的56岁女士苏敏，声称要逃离压抑了三十多年的婚姻，自驾出走6000多公里，这被网友们视为一次勇敢的甚至伟大的出走。

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一个世纪前鲁迅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样？”，这个质问句原本是带着无奈、失望与哀怨的，不掌握经济自由与独立意识的女性，只能依靠婚姻与家庭的形式活着。而现在，果断逃离婚姻被赋予了真正的追求幸福的意味。

一方面自然绕不开女性经济实力与身份地位的提高。美国女权主义先驱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里提出鲜明观点：女性的主体价值无需婚姻和家庭才能自证，女性能够且应当凭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展自己的多个身份。

《女性的奥秘》

[美] 贝蒂·弗里丹 著，程锡麟 / 朱徽 / 王晓路 译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5

“妻子”“母亲”可以作为一个女人诸多身份的其中之一，但她首先必须成为一个独立，且能独立选择自己所爱之事的人，才可能再成为一个爱自己、爱别人的人。

而女性主动离开一段婚姻，与从未介入一段婚姻，二者存在最本质的变化是：一个是尝试后再选择独立，另一个是不敢或不愿尝试，而自认为选择了独立。

相较后者，前者所需的沉没成本显然要高很多，也意味着踏入后又走出的女性，拥有更强大的精神、心灵与经济实力。

女明星既属于女性，又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选择机会，因此，公众不自觉地在她们身上投射了自己的现实处境，且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期盼她们能够为女性整体的生存境况、生活状态提供另一种可能与出路。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与大多数被困囿于经济、孩子、家庭的普通女性相比，女明星的离婚成本要低得多。她们的离婚，更具有了一种浪漫化、理想化、真空化的范式。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公众人物若要离婚，不少都是因为男性出轨，甚至在发现男方出轨、背叛后依然选择原谅。

2014年文章出轨，马伊琍依旧选择原谅。

那时候的离婚是一种带有受害意义的指征，大众总是带着同情、可怜及遗憾的眼光去看待离婚。

离婚=罪过的逻辑，不仅在于对“不忠”的道德指摘，更在于，哪怕人们承认，离婚是为了更好地成全自己的生活，这种忽视家庭而成就小我的价值观，也并不被传统社会认可。

离婚在舆论界产生的反响恰好映射了一代主体青年对婚姻的认知迭变。福原爱的离婚，被日本与台湾网友指摘，主动放弃家庭被视为一种罪过，而福原爱身上背负的这些压力和考验，则被视为“罪有应得”。

反观中国大陆，早从前几年杨幂那句“我就是人脉”、范冰冰的“我就是豪门”等言论出圈开始，支持女性离婚的声音在主流舆论界悄然发迹。

杨幂曾在《奇葩说》综艺里说，“我就是人脉”。

当女性在婚姻里的话语权增加，自主选择的权利和能力也随之增强，这无疑给了更多女性群体以相当诱惑与激励。

婚姻幻想，从梦幻到残酷

现代人实现婚姻自由的历史并不长。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建立在家庭的分工与劳动力的合作，尤其是犁耕农业社会。同时，文化也提供了部分补充作用，比如耶稣禁止基督徒离婚。

从人类原始由性与繁殖本能激发的杂交群婚，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专偶制的产生与财产私有制的发展紧密关联，而这一点恰是现代人主要质疑和讨伐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人民出版社，2018-12

虽是为了辅证消灭家庭的主张，但恩格斯对婚姻的一种反思“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正深得当代女性心意。

相较于男性更为看重婚姻对性与繁殖的功能，女性更多认为婚姻不能离开爱，可无论是love还是charity，“爱”都是一个相当主观且随环境变动的东西，自己心目中对爱情的定义，亦不可能永远维持统一，当察觉到感情变化时，说走就走地离开，反而成为一种对爱情的尊重，对浪漫的尊重。

不过，即便爱情可以延续，也永远无法变成牢不可破的血缘维系亲情，“爱情变成亲情”的说法更像是给激情退却寻找的借口。为了让人们心甘情愿地维持、延续婚姻，努力、经营等词语，被用于劝导人们安于婚姻之福分的理由，似乎只要婚姻还存在，爱情就还延续着。

工业革命改变了男女之间的经济关系，离婚率随之上升，现代化与城市化，进一步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在文化与观念上，也给浪漫主义增添了一份更带有个人主义而非历史、家庭层面的色彩。

随后，席卷西方社会数百年的资产阶级家庭模式，也对婚姻制度的衍生与发展刻下了烙印。夏尔·傅立叶提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愿景：爱欲、欲望是社会变革、社会凝聚力和人类实现的秩序与机制，而“对于把沉闷、贿赂和背叛引入爱与愉悦的关系来说，难道人们还发明过比孤立的家庭和永久的婚姻更有效的东西吗”？

浪漫主义潮流将这一切带到时代的水面上。在20世纪之前流行的世界文学艺术里，爱情往往不发生在婚姻内，它甚至是反抗、违背婚姻主体的。《安娜卡列尼娜》里，安娜和卡列宁的婚姻只是身份地位的匹配，而安娜在遇到沃伦斯基前，甚至都没有谈过真正的恋爱。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今天，将婚姻比作“围城”的喻式仍常被援引例用，但人们对跨出围城的期许与鼓励愈加强烈。

2020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婚姻故事》，剖开婚姻平静祥宁的表面，袒露婚姻内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拉锯、对峙，而爱情更像是漫长岁月中剔除污垢后残留下来的细枝末节。

关于爱情是细枝末节，甚至无足轻重的表达，在同年意大利作家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的小说《鞋带》里亦有体现。“把他们绑在一起的是让他们可以一辈子互相折磨的纽带。”当爱情被消耗，两人之间的婚姻再体面，也像是彼此缠绕与消耗的鞋带，如不解开，也许会寸步难行。

《鞋带》

[意] 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 著，陈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5

相比起“围城”，“鞋带”更传递出一种互相支撑、折磨的喻意。围城描绘了一种对爱情与幸福的美好幻想，围城是静态的、封闭的，不仅“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也想进去”，而如今，婚姻对多数人而言丧失了大部分神秘感，人们对其的幻想也丧失了大部分美好。

正如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在《爱，为什么痛》中阐释的：前现代时期的信息匮乏会促使人“高估”另一方，甚至将其“理想化”，然而，在信息井喷的今天，互联网、数字通信等技术快速发展，碎片化的信息冗余而又缺乏整体性，对他者的认识极大可能始于先入为主的信息罗列。在这种环境之下，被“理想化”的不再是对方，而是主体在不断扩大的选择自由之下骤升的愿望与期待值，失望的可能性也就随之上升。

《爱，为什么痛？》

[法] 伊娃·易洛思 著，叶嵘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2015-9

幸福的概率论问题

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角度看，“不舒服就离”的确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显现，但当离婚近乎成为“潮流”“勇敢”的代名词，这个词似乎又变得不那么纯粹。

对离婚的拥趸与呼声中，夹杂了一种对新型婚姻机制的理想化期待：足够的信任、足够的爱、足够势均力敌的条件。在这几者中，唯有“势均力敌”最靠近旧时“门当户对”的概念，与传统基本相符。在当红明星夫妇组合中，我们不难看到针对“不配”的质疑与微词。

陈晓陈妍希自结婚以来，屡传婚变。

既然婚姻既不意味着爱情的延续，也不能保证绝对的幸福，那么，对一段婚姻是否有可持续的价值与意义，应该有着更多复杂因素。

婚姻的开始未必值得祝福，结束也未必应该唏嘘。人们在公众人物或自身经历的婚姻里，愈加感受到婚姻不再与“值得托付一生的稳定关系”画上等号，而是意味着更多具有威胁性的风险。“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在呼吁自由的现代幸福观面前，简直是一句愚蠢的挑衅。

值得一提的是，当婚姻仍在正常维续，出于对这一古老制度的基本尊重，公众的主基调仍然是祝福，但当赵丽颖离开冯绍峰，佟丽娅离开陈思诚，离婚的消息如同一个开关，瞬间撬开了公众的“真实想法”——祝福取代遗憾大面积涌现。

到了“国民老婆”新垣结衣大婚，人们发现祝福其实也并不难——除了祝福，别无他法。虽然不知道多少人暗戳戳等待着多年后或许传来的离婚新闻，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不难想象，彼时引发的喧哗与呼声，一定远比今天热烈。

新垣结衣与星野源。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结婚或离婚的态度变化，多多少少扮演着人们用以自我慰藉的心理补偿功能。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排他的契约关系，婚姻早已不再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而只是可有可无的所谓“山顶”，支配这山顶高度的元素变得更纯粹：自由，灵魂，或者是性。

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伊莱·芬克尔早在2017年的《纽约时报》专栏撰文里，就分析近几年来婚姻在社会当中的流变，提出“情爱上的自由度增加改变了情爱关系本身”。

电影《婚姻故事》剧照。

这也像李银河教授所提出的：很想结婚的话不一定非要等到爱情不可，跟一个肉体相合的朋友或是精神相契的朋友结婚也无不可。如果一定要等待爱情，那你内心要足够强大，要做好终身独身的准备，攒些钱保障自己的生活，因为爱情发生的几率并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