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回八十年代，精神世界的诱惑很多

文 刘旭

作家止庵。/受访者供图

止庵的前40年，是在奔忙中度过的。1970年代末他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为了生计，1990年代他先后在两家外企负责推销医疗和通讯的设备。他竭力工作的原因很纯粹，为了能早点“退休”，过“闲人”的日子。2000年年初，他如愿了。当同辈人迫切地寻求财富和社会地位时，他则搬离闹市区，过起一种缓慢而闲适的生活。

这种不疾不徐贯穿了止庵后续的阅读与创作。他研读周作人、《庄子》和张爱玲，编著了数本相关的书籍。在一些文化活动上，也总能见到他的身影。60岁这年，他酝酿了二十几年的长篇小说《受命》出版了。

“《受命》写了一个新人与旧人并存的时代。”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止庵就曾写过不少小说，但在他看来，当时的小短篇都是练笔而已。1988年，他由一个观念出发，构思起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那时他正在读《史记》《东周列国志》等作品，他对书中伍子胥的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想，能不能写一个类似的复仇却没有成功的故事呢？渐渐地，他的脑海里开始有了雏形，而后的两年时间，他写完了人物小传。

小说的男主角被他设定为一个名叫陆冰锋的口腔科大夫。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与止庵早期在口腔科的工作有所关联。写的过程中，他能清晰地知道人物在什么时间点应该去做什么事。除此之外，他觉得这也便于推动后续的情节发展。正是有了这个职业背景，冰锋才能一步步地接近最后的目标。

故事里，冰锋的父亲因人生的种种不顺遂，在地下室自尽身亡。多年后，母亲才告诉冰锋，令其父亲陷入绝望处境的是一个名叫祝国英的人。冰锋依循着父亲在《史记》书页中留下的遗言，开启了一场复仇之旅。而这个寻仇的历程，与止庵喜欢的伍子胥的故事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互文。

电视剧《斯巴达克斯：复仇》剧照。

写完小传，止庵因为忙于外企的工作，写作也就被搁置了，一放就是1/4个世纪。2016年，他找出了旧时写的日记，将相关内容誊抄下来，重新构思，最后形成了如今的这个文本。在书的首页，他引用了《庄子·人间世》中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在止庵看来，句子中所体现的命运感同样适用于他的男主人公。

止庵说：“渴望复仇的冰锋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他身上背负了太多旧的包袱，他不关注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也不太愿意走入新的时代。”所以，在小说中，止庵没有选择全知视角，而是采取了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来书写。

这种技巧，是止庵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所习得的。选择这样的方式，也就意味着除了主人公之外，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客体，而这些客体的命运走向，也就具备了更强的不可知性。止庵巧妙地利用了该视角的局限性，通过对视阈的框定，在文本中再造了一个空间，读者对其他角色的感知，其实都是源自于冰锋。

有些朋友在读过《受命》之后，直白地同止庵讲，并不喜欢冰锋。止庵觉得，他很能理解这些想法，“因为冰锋是一个被动、消极且不成事儿的人，对待任何事情，他都太过有原则，这种类似‘心理洁癖’的道德观，是当代人所没有的，因此他不被认可，也并不意外”。

反而是书中的两个女性角色让读者们很是喜欢，这是止庵先前没有预料到的。在小说里，“仇人”的女儿叶生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形象。她与冰锋一同参加诗会，看外国电影、话剧与展览。而同事芸芸则与文艺并不沾边儿，但她专注于生活本身，并且能够敏锐地发掘社会的变化。

郝蕾在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中。/《情满四合院》剧照

书中借冰锋的口，如是写道：“但她（叶生）只是对自己从未接触过的生活感到好奇，尽管真诚，毕竟像是闹着玩；芸芸则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未必有多大乐趣，但确实担得起一个家来。”两个人都呈现出了各自身上独有的特质。用止庵自己的话说，“她们未必完美，但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在塑造她们的过程中，止庵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也有了新的体悟。他说：“坦率地讲，我现在已经不觉得文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文艺并不坏，它只是万千活法中的一种。”在书写时，止庵就完全摒弃了对文青仰视的那种态度，他希望能尽量地落实一点。在他看来，《受命》这部作品，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写一个新人与旧人并存的时代。“社会在分层，他们都在改变，很多冲突也就由此产生了。”

“我想力所能及地去再现八十年代。”

为了完成《受命》，止庵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能如实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

由于故事发生在1984—1986年间，所以止庵特意翻看了这个时间段的报纸。他一早就去图书馆里，泡杯茶，一直待到很晚。他试图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精品购物指南》等刊物中找当时最真实的生活印记。他一边阅读，一边筛选，“鼓楼拆迁”“首都电影院改成立体声”，这些看似零碎但很珍贵的生活细节都被他记录了下来。等他将材料打印出来，发现居然有700多张。

那些来自旧时的讯息，有的变成了小说角色的谈吐，有的则直接进入了情景之中。譬如，在主角冰锋去医院找祝部长复仇的那天，他的弟弟铁锋便给他打电话让他帮着去买体育彩票。体彩开售的事情，止庵只是隐约地记得，他问了经历过的朋友，但朋友们也描述得不够精准。这样的情况下，报纸就成了他追寻过去线索的一种方式。

报纸和社交媒体成为了止庵追寻过去线索的方式。/Pexels

社交媒体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止庵在20世纪80年代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当时事务并不繁重，因此那也成了他与生活贴得最近的日子。那段时间里，大多数他行走过的地方，他都保有记忆。但有一些，随着时间的久远，也渐渐模糊了。

为了写得准确，他把自己需要的“记忆碎片”发布在微博上：“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19）85年的时候，北京到天津车票是多少钱？”在他发布不久，就有人私信他，老照片、汽车时刻表，都成了他回溯过去的介质。

诸如此类的事情比比皆是。在外人看来，虚构作品在这些事物上本不必深究，但于止庵而言，他必须这样做。他说，如果这部作品是20世纪80年代写下来的，那这些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它正在身旁发生。他说：“恰恰是因为隔了几十年，当那些地点、事件都成了历史，趋近于消失时，这些也就有了意义。”

在书中，止庵还用大量的笔墨书写了花草、饮食与服饰。他认为，人物和故事是“骨架”，而这些生活里的细枝末节则是小说的“肉”。他说：“现在的读者看惯了进度快的小说，却忘记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本来是挺慢的。”那些在当代人视野里被忽视掉的风物，止庵要将其重新捡拾起来。

“植物是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他观察周边的花草树木，写了一整年的日记。迎春、玉兰、杏花、桃花等，他都能清晰地说出花期。而这些能反映时令的东西，也被他安放在了故事当中：路边国槐的香气能引起冰锋对一篇小说的联想；而月季、串红、矮牵牛的花丛里，诗歌小组的周末聚会也正在发生。

“月季、串红、矮牵牛的花丛里，诗歌小组的周末聚会也正在发生。”/Pexels

除了这些，止庵还把那个时代人的基本精神状态做了一番描摹。譬如，在书中，他这样写道：“祝部长抽出一支烟，点燃之际吸了一口，但马上就吐了出来。他举着之间夹住烟卷的那只手，偶尔用另一只手将飘散的烟赶向自己，鼻子深吸一下，看上去特别享受。”止庵说，“二手烟”的概念是后来才进入国内的，这是八十年代的人独有的动作，“我不止一次亲眼看见别人是这么抽烟的”。

止庵说，这些不写也完全可以，但他还是“想力所能及地去再现八十年代”。于他而言，那个记忆里的八十年代并不像文艺作品中的那么美好。他觉得，当时精神世界的东西诱惑很多，但物质层面人们却又感觉到窘迫。对于无法改变现状的人们来说，没有出路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写一本真正以城市为主体的文学”

在当代文学的书写对象当中，乡土往往是更受关注的。偏远的地带、边缘的人物，都成了极为出色的文学素材。对于城市的叙事，相比之下则是略有缺失的。大多提及城市的文学，其角色也往往是作为对抗性的存在。止庵就读过很多这样的书，“主角可能是农民，之后会写进入城市的种种不习惯”。止庵不想再去那样书写，他希望能以城市为主体，写一写本身就生活在这里的人。

于是，止庵把故事的地点放在了最为熟悉的北京。而人物，他不选择那些达官显贵，也不去着重描写底层。他觉得前者是官场小说的使命，而后者，也有其他的一些作家在发掘。他单纯地想在有限的篇幅里，写一些生活有层次、有质感的平民。

止庵说，他小说里的人，有稳定的工作，都是这个城市里的一分子，但在时代的大潮下，他们又都发生了位移。“这群脚踏实地的生活者，本身就是值得书写的。”止庵认为，描写城市中间的这部分人，并不需要太多的戏剧化事件。

止庵认为，描写城市中间的这部分人，不需要太多的戏剧化事件。/《情满四合院》剧照

止庵提到了《红楼梦》《半生缘》等小说。他说，这也是他作为创作者的一个尝试，他希望能像这些优秀的作品一样，用最简素、最平实的生活，来建构起人物关系，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事情，就能捕捉到这群人心理上或者意愿上的变化。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城市小说应当像詹姆斯·乔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那样：“主人公和都柏林这座城市是实时发生互动的，城市在文本中要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受命》当中，不乏类似的例子：新年之夜，在西长安街上的花墙底下，冰锋与叶生发生了一次交谈。止庵说，这次交谈的很多内容只能发生在当时的北京，如果换成上海，或者将时间调整为1980年代末，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在他的理解中，城市文学的意涵很深刻：“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氛围，在那个环境当中，城市生活应当进入到人物的种种经历里。”

从文学“鼎盛时代”走过来的止庵，深知如今小说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巨大了。但他知道，有太多微妙的东西，是短信息和表情包无法承载的。他坚持要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受命》，是因为他始终相信，文学需要留下那些缺失的印记。他说：“文学其实表达不出太多的复杂性，它只能传递一部分。但是如果连这一部分也丢掉，那咱们就都彻底变成简单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