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软件业遭遇中国速度

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成长史，正是深耕国内市场，与基础设施、技术进步的共振中相生相长的。印度虽然在全球分工中分得了一杯羹，承接的却只是产业链中低端的一环，很快就触碰到了天花板。

小米印度总部绝大部分都是印度员工（黄宇 摄）

H-1B里STEM学生

美国大选前夜，一项每年涉及数十万人的签证政策紧锣密鼓地进入了立法程序，那就是《保护和发展美国就业法》（HR 170），该法案旨在保护美国人就业，限制海外工作签证。

对于很多想留在美国的人，尤其是留学生群体来说，工作签证（H-1B）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每年将近20万名的留学生或海外员工通过雇佣方申请工作签证。因为人数众多，移民局采取的是抽签的方式，抽中的人留在美国就业，未中的来年再抽。理工科的留学生通常有三年的校外工作许可（OPT），连抽3年，运气再差也能轮到了。可新政策用薪资说话，优先考虑高薪申请人，最低工资从6万美元提高到9万美元，彻底封堵了低薪申请者。该法规预计2022年开始实施，每年大约有8.5万个名额。

受影响最大的是印度的IT从业者。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10月，有近42万外国人持H-1B签证在美国工作，其中73.9%是印度人，排名第二的中国人仅占11.2%，而印度人的薪资又是偏低的。对于印度的申请者，第二个潜在的打击则是美印两国“数据本地化”争论，印度政府认为跨国企业在印度产生的数据应该属于印度的国家资产，印度政府和国民享有数据主权，要求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数据中心，数据不能出境。美国则威胁限制每年发给印度人的工作签证，预计只把每年H-1B配额的10%～15%分配给印度籍申请人。

在这个大国博弈的时刻，IT人夹在中间，命运由不得自己做主，充满不确定性。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前途未卜，可已经拿到H-1B工作签证的印度就业者，则是“天上掉馅饼”。《保护和发展美国就业法》在众议院投票时，联邦参议院通过了加强版的“S386法案”。此前，美国每年给绿卡申请按国别设置了限额，每个国家最多7%，新法案取消了限制，将现有的绿卡排期全部混在一起，占申请比例七成多的印度一下子挤到了前面，其他国家的申请人优势尽失。这是当选副总统卡玛拉·德维·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送给印度移民的一份大礼，作为牙买加和印度裔混血的她，提出该法案的目的是要将硅谷数以百万计的印度移民笼络到民主党的麾下，这与拜登要将1100万非法移民转正的思路不谋而合。

曾经，一份《2018中国留学生美国就业白皮书》引起舆论大哗，2017年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总数是107万人，中国留学生占到35万人，比第二名的印度多了近50%。可这一年抽到H-1B的人中，印度人占比75.6%，中国人仅占9.4%。将近两倍的人数，得到工作的仅仅是印度学生的1/8。中国留学生怎么如此没有竞争力？好事者搬出耶鲁教授陈志武的说法，中国学生不善交流，缺乏就业规划，似乎在浪费父母的“血汗钱”，留学一场只为“镀金”。其实数字背后是另一种场景，中国学生首选商科和法学，OPT只有1年；而印度学生青睐STEM专业，也就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这些学科的OPT有3年，获得H-1B的概率更高。

另一个原因则是，印度软件外包企业一直在把廉价的“码农”输往美国，仅2015年，印度外包公司印孚瑟斯、塔塔、威普罗、高知特就提交了合计约7万份H-1B申请。特朗普一上台，“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让美国再强大”（MAGA），对印度企业的擦边球式操作大肆抨击，这些外包公司才开始减少对印度本地廉价劳动力的依赖。

而来自中国的STEM学生的就业选择要多得多。根据Open Door 2017年的数据，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选择最多的三个方向为商科（23.1%）、工科（18.7%）和理科（25%），说明来美国留学的还是以理工科为主。每年8.5万个H-1B配额，不到一成的比例，这意味着只有8000人留在美国，剩下的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回国了。国内有BAT和华为，如今又加入了字节跳动、拼多多等一批大厂，薪水连年蹿升，已经接近海外水平。虽然工作时间“996”，工作压力远超海外，但物质生活条件与海外不分伯仲，同时多了上升空间，对海外学子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印度高科技园区，免费通勤大巴送员工到园区门口（黄宇 摄）

到印度取经

2001年，小米创始人雷军，彼时的金山软件CEO曾去海外软件业重地实地调研，他的印象是，“到美国硅谷，满眼都是知名的厂商，你更多地感受到自己的落后，而走一趟印度，虽然也看到差距，但你更多地会鼓起信心，激发起斗志”。那时候印度的软件外包起飞了，Infosys从一间借款150美元的小作坊起步，到2001年就雇用了近万人，在班加罗尔有七八栋楼，比美国硅谷任何一个大公司都不逊色，公司最高市值达到450亿美元。当时印度最大的塔塔咨询公司员工超过1.5万人。雷军与印度的IT高管交流，人家对中国政府对IT业的扶持颇有微词，印度的软件出口是免税的，印度政府正倾尽全力扶植软件外包，各种优惠政策，一路绿灯。

印度的软件外包业是该国贫瘠国土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上世纪90年代印度刚从计划加管制的僵化经济模式中走出来，也要步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尘。可面对落后的基础设施、条块分割的土地资源以及匮乏的资本积累，如何发展成为一道难题。此时来自美国的互联网方兴未艾，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印度的信息技术类学院就蓬勃发展，为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人才基础。且英语在印度为第二法定语言，在高等教育人群中基本普及。多种有利因素的催生下，印度的软件服务外包业一下子发展壮大，给印度带来经济起飞的希望。

数字记录了印度软件外包业的起飞：1990年印度软件业产值只有1.6亿美元，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已经急剧扩大到521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37%。

软件业聚集了人才与财富，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和马德拉斯形成印度软件基地的“金三角”，班加罗尔已号称亚洲的硅谷。软件业还辐射到一大批地区，科技创新产业园在印度四面开花，带来周边一片繁荣。印度拥有3000多家大、中型软件公司，软件出口额占全球20%的市场份额，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软件大国。

印度的软件外包业，除了有编写软件、定制软件的服务，还有着规模庞大的呼叫中心，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就业。外包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推升了经济总量，还带动了印度普通人的就业。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软件和外包服务为印度贡献了6%的GDP，直接创造就业超过200万人，间接带动了上千万人的就业。呼叫中心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软件业是纯粹的脑力劳动，附加值高还不产生污染。两种典型的生产组织，看似是印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佳捷径。

对于全球的软件开发者，印度的确是理想的软件发包地。根据Statista的统计报告，其安卓应用开发工程师数量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在那里，企业可以找到具备不同的技能和经验的软件开发工程师，约42%的印度开发工程师有2～5年的经验；并且，印度还是软件开发工程师薪资最低的地方之一：2018年，在美国一位安卓软件工程师的时薪是168美元，在印度只需26美元，印度工程师只赚到美国同行的不到1/6，难怪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将其应用开发需求转移到印度。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强，外包业进入了又一个小高潮。2017～2018财年，印度软件出口额达722亿美元，2018年塔塔咨询公司市值超过了千亿美元，成为印度首个超千亿美元的高科技企业。印度“全球办公室”的角色一步步坐实，分得全球软件外包市场七八成的份额。不断增长的信息技术产业贸易顺差成了印度出口赚汇的有力工具，弥补了印度近一半的贸易赤字。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10月，有近42万外国人持H-1B签证在美国工作，其中73.9%是印度人

可表面的繁盛掩盖不住近年来印度软件业的停滞不前。表面上，特朗普上台后全球化逆转，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软件外包产业虽没有受到巨大冲击，可外部环境已经大不如前；本质上，印度IT公司一直延续低成本模式，很少在技术开发或产品研发上投资，他们拥有庞大的入门级员工队伍，但缺乏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者和开发者。这使得印度IT公司对近几年全球产品开发加速、移动互联网急剧崛起的冲击不够敏感。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技术迭代更新，尤其是大数据分析的应用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印度软件业没能跟上技术发展，已经被落在后面。

当雷军重回印度的时候，他已经卸任金山CEO，带领着智能手机品牌小米在印度这个全球增长最快、每天出现30万新用户的市场征战。连续3年，小米做到了在印度销量第一，2020年小米在印度的销量或超过3000万台，比国内还要多200万台，在印度占有1/4的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2019年中国软件业总收入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号称世界办公室的印度只是我们的一个零头。

并非“弯道超车”

印度渴望以服务业的崛起弥补基础设施的不足，但基础设施的匮乏，反而掣肘了软件业的发展。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高速宽带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印度Wi-Fi比较少，家庭光纤网络一般也不接入，App就不能做得很大，大流量数据传输对印度用户便是很难逾越的瓶颈。中国一个App可以50～60M，但在印度就得压缩到几兆，这限制了印度智能手机的应用场景。

基础设施落后，最大的障碍是物流，因为物流不畅难准时，加之价格高昂，印度的网购更不容易发展起来。

印度庞大的人口是规模优势所在，可将近一半人没有银行账户，信用卡持有率更低至5%以下，这就决定了因为网购结算不那么方便，难以像中国消费者那样用手机支付。很多App必须先充值再付款，有些提现还需要审查和手续费，印度的网上付款、快捷支付障碍重重。

中国互联网的兴起，恰恰是站在了完善发达的基础设施的肩膀上，一些应用和基础设施同步，另一些是借助完善的线下网络和资源，借力打力。不消说，有了4G的网络提速，才有了微信的崛起，短视频多媒体App也是在这一时刻走进千家万户的，而电商的崛起更离不开银行业的多年耕耘。中国的消费者普遍有了银行卡，ATM机上取钱已经养成了习惯，网上银行的操作早是常规操作，二维码出现几乎是顺水推舟。更不用说，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铁打通了全国的交通脉络，在此基础上物流业才可以及时便捷。也因为物流高效率，网购成本低过了实体店，电商才得以横扫实体商业，成长为巨无霸。

回顾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成长史，正是深耕国内市场，与基础设施、技术进步的共振中相生相长的。离开了国内市场，印度虽然在全球分工中分得了一杯羹，承接的却只是产业链中低端的一环，利润率也因为越南、印尼等国家的涌入而走低。此外，因忙于承接发达国家企业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务，印度对自主品牌软件产品及服务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这导致印度软件服务业长期处于“匿名”状态，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

此消彼长，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内市场成长发育，羽翼丰满，印度于是成了他们施展拳脚的乐土。如今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已占据印度70%以上的市场份额，封禁前，印度用户的TikTok下载次数已超过6.11亿次，占当前全球下载量的1/3；在投资领域，印度30家“独角兽”企业中，18家由中资占据多数股权。

突如其来，2020年中印两国关系骤然紧张，印度政府乘机封杀了数百个中国App。一时间血雨腥风，中国企业损失惨重。但印度人就因此反超了吗？TikTok被封杀，短视频领域留下了巨大的真空，2亿印度用户，还有那里的120万创作者只好寻找新的平台。一时间，印度出现了超过100款大同小异的App，山寨大行其道。而短视频平台的运行，背后需要强大的服务器和运营能力，山寨企业岂能应对？于是乎，美国的大资本顺势进场，印度所做的，无非是又一次给海外资本打工。

为了一点代工的蝇头小利，印度举国上下忙碌了几十年，扶植政策一个接一个，有可能最终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恼羞成怒，抢起别人的生意，逞了一时威风，岂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