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大运河

“皋华丽号”（HMS Cornwallis）醒目的三枝桅杆出现在镇江焦山江面的那一天，是1842年7月20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由12艘风帆战舰、10艘东印度公司的明轮蒸汽炮舰、51艘运兵船以及征用民船组成的侵华英军主力，在该年6月16日攻陷吴淞炮台、突破清军的长江口防御之后，便搭载着6900多名陆军部队，西行朝镇江驶来。两江总督牛鉴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惊恐地指出，英舰火炮射程惊人，“最大为五六里之数”，超出守军岸炮一倍；而清军铸造粗劣、弹重偏轻的大炮即使在极近距离上也无法穿透敌舰的甲板。

从军事技术史角度看，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派遣来华的并不是其武器库中最新、最精良的装备。不列颠海军引以为豪的一、二等风帆战列舰均未在中国战场现身，尺寸最大的“皋华丽号”属于安装74门炮的三等战列舰，舰龄接近30年，已经现出老态。参战的英国步兵配备的野战炮火通常只有连级（4门）规模，六成士兵还在使用相对较旧的“褐筒”前膛燧发枪。但就是这样一支规模不大、临时组建的远征军，在面对兵力三四倍于己且手握地利的清军时，屡屡能打出10倍以上的伤亡比。从广东的虎门、黄埔到浙江的定海、镇海，英军沿中国东南海岸线一路攻掠，累计战死不到百人，却撼动了清室半壁江山，“二百年之威风，扫地以尽”。

然则入侵者也并非全无后顾之忧。中国过于庞大的疆域对远道而来的英军造成了巨大困扰：从1840年夏天战事初起到1842年初春清军反攻浙东失败，整整一年半时间里，英军虽然在广东、福建和浙江取得了一系列战术胜利，却始终无法迫使清廷接受割地、赔款、通商的停战条件。被英方视为东南战略要地的舟山群岛首府定海，在1840年和1841年两次被两栖舰队攻陷，换来的却是从外省调来的清军一波接着一波的增援。人数有限的入侵者无力长期占领中国的大中城市，不得不在每次局部获胜之后，周期性退回位于广东外海的前进基地。以至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一度怀疑驻华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玩忽职守，消极怠工。

而在事实上，从1834年夏天开始就被派驻到中国的义律，正在根据他对清帝国地理和经济特征的深刻理解，起草一份改弦更张的入侵计划。1841年6月，义律从澳门给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去信，眼光毒辣地提议：“远征军的下一个主要目标应当是对大运河河口的控制，就在它和长江的交叉点上。”“没有一次两栖军事行动的部署会比这更加有利，也没有一件事会比这更能令（清）朝廷乃至整个帝国更加惊慌失措。”这封长信的主要内容随后被摘抄呈递给维多利亚女王，并在9月底得到了明确答复：英国驻印度当局需要在1842年春天到来之前组建一支规模足够大的援军，利用它“割断中华帝国主要内陆交通线的一个据点”（即镇江），迫使清廷最终接受城下之盟。只不过，由于侵华英军高层经历了人事变动，最终负责运河截断作战的不再是义律本人，而是他的继任者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海军总指挥则是威廉·巴加（William Parker）中将。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与英军筹划进攻镇江的同时，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也给远在京师的道光帝寄去了一份长长的奏折，小心翼翼地暗示步步为营的抵抗已经走到尽头。刘韵珂着重强调，由于“逆氛未竣”，掌握制海权的英国舰队随时可能北上威胁江浙两省外海，甚至驶入长江或者运河，截断经南北大运河输往京城的漕粮运送线路。而江浙两省北运的漕粮占到京师每年所需“米粮接济”数量（大约400万石）的5/6，一旦遽然中断，数十万在京官员和内城八旗人口将面临断炊之虞，势必引发政治危机。而在浙东的春季反攻失败之后，原计划南下运粮的漕船队伍由于担心遭到英舰截击，齐齐滞留在镇江对岸的瓜洲渡（属扬州）不敢前进，已经导致南北钱粮流通出现局部窒塞。一旦英舰继续沿长江西行，“全城鼎沸，不战自溃”势成必然。

道光帝对这份密折的回应，是一句简单的“该逆（指英军）……当设法羁縻，毋令蹂躏地方”。但历史没有留给清廷君臣“羁縻”的机会：1842年7月21日，英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攻破镇江城，守军1600余人伤亡泰半。一江之隔的扬州士绅立即推举盐商颜崇礼作为代表，渡江与璞鼎查交涉，约定以白银50万两作为“赎城金”，换取英军不再北取瓜洲渡。至此，以镇江为分界点，南北漕运正式宣告中断。8月2日，英国舰队主力继续拔锚西行，于数日后抵达江宁（南京）城外。8月29日，在“皋华丽号”的第二层甲板上，两位清廷钦差耆英和伊里布与璞鼎查签署了《英清和平友好通商条约》，即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以京杭大运河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所截断、南北钱粮物资赖以流通的有形“血脉”横遭切割作为标志，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古典时代结束了。存续千年的古老帝国，以一种不情愿的方式被一把推进了全新的历史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