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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40米,轰鸣、昏暗与飘零的人

huazhu 生活 2020-07-29 02:08:01 680 0

文/胡同 图/风雨不收徐霞客


因为轨道交通的发展,广州的房价从1997年的4000元时代,涨到了今年均价超过3万。


修建地铁的工人知晓这一切,但无动于衷。


他们驾驶着数千万元的挖洞机,在地下40米幽暗的隧道尽头,盯着电脑屏幕,回忆着前女友、家人,幻想着自己若隐若现的未来,以沉默的方式渡过青春。


年轻人、泥土、现代化巨型机器,这些元素被埋在地下40米深处,无人知晓。


他们不像那些建设好的地铁隧道,牢牢地扎根在一个地方。他们的生活,一半像身手敏捷的马戏团演员,一半像漂泊不定的吉普赛人。


他们已经习惯与地下隧道为伍,一旦回到四通八达的城市马路,会顿时失去方向。


为一座城市建设好一个工程以后,无法抵御另一个城市项目的诱惑,他们日夜兼程,永不停歇。


正因为如此,他们自称为“流动的工人”。


这是一个群体的缩影,把城市一个个彼此无关的地名,用机器打通,用隧道连接起来,自己却只能忍受孤独、永远飘零。


地下40米


珠江被洲头咀一分为二,顺江南下,隐约可见广州城史。


广州钢铁厂,支撑起城市不断冒出来的新建筑;往南是广州造船厂,这座城有和世界各地通商的能力;再往南是车歪炮台,曾经抵御英军舰入侵,这里是中国的南大门。


如今,广钢和广船都已搬迁,这一片被称为广钢新城,对标这座城市东边的CBD——珠江新城,后者是三大国家级中央商务区之一。


6条地铁将在这座新城融会贯通,还有路上、水上交通枢纽,这些消息是城市发展信号,驱动着这里的房价上涨。


这些城市基建者,从外表上看,与常人没区别,一旦穿上工服戴上安全帽,他们就变成了工人,无论老幼。


24岁的张旭就是这样,两年前,他从陕西赶到广州,还没来得及了解这座城市,便带着一脸的稚嫩,钻到了广钢新城地下40米、地铁11号线鹤洞站的施工现场。



从地面下来,张旭从这条隧道走到尽头,就到了他的工作岗位。 


他是盾构机驾驶员,这是一台一边挖洞、一边把泥沙吐出来的巨型挖掘机。一位法国工程师,在观察船蛆在船的木头中钻洞,并从体内排出一种粘液加固洞穴的现象得到启发,之后便发明了盾构施工法。


如今,十几个工人在直径6.28米的刀盘(钻头)后面保养机器、运输材料和进行隧道铺装,统筹和调度这些工作的就是张旭。


这工作不像骑士或者牛仔那么舒适潇洒,除了昏暗,他必须接受空气里混杂着黄油和塑料的刺鼻气味;忍受噪音,语言失去了意义,这里噪音在100分贝起伏。



隧道作业的时候,噪音一度能达到110分贝。 


在1个多平方米的驾驶舱,张旭眼睛盯着控制机器的4个屏幕,已经两年。


两年来,他每天要在这待上12个小时,与噪音和浑浊的气体为伴。


张旭却觉得这样挺好,“其实也不怎么累,就是吵一点,其他的都还好”。


和那些不断感受文化和生活多样性的年轻人不同,张旭不爱玩,或许是因为他不大有安全感,和玩比起来,上班好一点,“踏实一点”。


这样的环境,让他失去了女朋友,也陪着他熬过了分手之苦,他甚至不怎么看朋友圈了,因为外面的世界,他开始不懂。


2019年,不堪异地恋,张旭远在西安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他在广州的隧道里和这个消息慢慢撕磨,没人知道他的天是不是塌了,他的思念无法飘出这个隧道。


“每天都在想她,真的很难受。”在分手以后,张旭会将每个月剩余的工资转给爹娘,幻想他们有多高兴。



张旭和他的“伙伴”——四个显示屏 


给自己父母汇款,是在广州工作的外来人员都做过的事。更早些时候,中国南方农村的年轻人都到城市打工,他们在城市生活的余额,回到农村,变成了家乡的新房。


随着中国新农村的建设逐步成型,那个时代正慢慢地远去,张旭意识到要给自己存钱,为了日后娶媳妇。


在存钱这一点上,张旭进展不错,工地包吃包住,每个月有5000到7000元收入,但他总是感觉存不够,“娶媳妇太贵了,不知道要存到什么时候,而且我们这一行,没有机会接触到女孩子”。


回到地面,张旭很少离开板房宿舍,噪音、浑浊的空气和阴暗的环境,吞噬了他的精力。


在广州的两年里,他最远只到过被称为小蛮腰的广州塔,与已经成熟的珠江新城隔江相望,除了感叹,他没有其他情绪。


他不知道广州的历史故事,甚至也不知道头顶这片广钢新城的曾经。


广钢是1957年开始建设的大型钢铁基地,在2013年9月29日彻底关停以前,这座钢铁之城炉火不息,钢筋水泥变成了珠江新城、商品房、跨江大桥这些新型城市建筑。


可广钢的所在的芳村(今属荔湾),仍被老广州视为旧城区中“最乏味”的一个。以前,广州的孩子们学会讽刺以后,会说:你是不是芳村出来的。



搬迁以前的广州钢铁厂。/ @熙慧来琳 


那里有广州唯一一家精神病院。这就是广州西部曾经给人留下的印象——没有文化底蕴、精神病院、钢铁之城。


当新一轮城市建设在这里布局之后,这些刻板印象逐渐消失。


2015年,葛洲坝、保利、中海、金融街这些地产商,在广钢搬迁以后,纷至沓来,希望能够分得一杯羹食,那一年,这片区域被正式规划成广钢新城。


新城里时常有新闻诉说着个别建筑偷工减料、货不对板,但都不能阻挡这片土地的开发热,也无法阻挡地铁在这片土地升值过程中产生的助推意义。


甚至新城里的街道,都被统一命名为“开拓”——“开拓路”、“开拓一横路”。


这是城市的纵向发展,往上是新的商品房和房价,往下是四通八达的地铁。


张旭在“开拓”道路的最前端。至于前女友,他淡淡地说:“忘了,已经忘了。”



“忘了,已经忘了”。 


操作间外,他的工友兄弟马不停蹄,为新挖的隧道拼装管片。


盾构机有超过3500吨的向前推力,相当于100台波音747发动机同时咆哮产生的动力。


即便如此,这台直径6.28米的机器也只能以每小时1.5米的速度前进,这期间,要用电瓶火车运走挖下来的土石方,还要为刚挖出来的环形隧道,拼上预制的混凝土管片。每6片,成为一环,每环1.5米。


11号线的总长,是43.2万米。


“环”,成了他们工作进度,是工作量,是KPI。



盾构机工作示意图,一圈红色,便是一环,每一环有6块管片,每块3.5吨重。


24岁的张旭,驾驶数千万元的机器,在400亿城市工程里用距离交换自己的未来。他必须稳住600吨的机器,让它在前进的路上没有一丁点误差,哪怕是1厘米。


但他自己的人生,却没有目标和方向,甚至连拼接过往岁月的碎片都少得可怜。


他的愿望开始变得很简单:我想回到地面上。


600吨


与广州地铁11号线并行施工的,还有一条地下综合管廊。



地下综合管廊示意图。/ 网络 


地下管廊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下水道,6米多的直径,可以兼顾排水和线缆铺设,除了没有轨道,施工和地铁隧道一样。


这是广州第一条地下管廊,投资超过60亿元。


管廊的33号井到31号井施工现场,直线距离大概有1.7公里左右——马路上不过10分钟的车程。


在地下,盾构机走完这段旅途,要花整整一年。


滕焘在7月中旬一个酷热的晌午,正在指挥将盾构机从31号管井口吊装上来。这意味着中铁五局承建的这条管廊工程已经完工。


将盾构机从地底吊装到地面之前,要对超过600吨的机器进行拆解,一个普通的部件都超过30吨重,盾体甚至超过100吨,普通的龙门吊没那么大的力气,滕焘不得不找来履带吊车,这种工程机械可以吊装350吨的物体。



履带吊,有350吨的力气,是施工现场的大家伙。


滕焘曾经是盾构车驾驶员,现在,他回到了地面,像张旭希望的那样,负责指挥这个庞然大物的吊装和运输。


他和张旭同龄,来自安徽阜阳,但说到和张旭过往经历的根本差别,是滕焘毕业于中南大学,有扎实的机械理论功底,而张旭来自于陕西的一家职业技术学校。


这是滕焘经历过的第二条隧道,在这一行,随着经验积累得越多,回到地面的希望就越大。


无论是在吊装现场,还是在施工隧道里,女性都极为罕见,尤其是施工隧道,禁止女性进入。


过去,隧道施工总是伴随着粉尘、巨大的噪音以及超过40度的气温,男性兄弟们干到热得受不了时,就脱到只剩裤衩继续干。



盾构机吊装现场,来自东北的汉子和汗水。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回到地面上,女性、生理需求甚至连饥饿感都无法掩盖疲态。


正因为与女性物理隔绝,异性话题就成了日常消遣的核心。一旦这个话题重现,滕焘就会受到所有工友兄弟的妒忌。


因为他是工地上同龄人唯一有女朋友的,而且每天见面。


“他们每天都想打我。”这句话,暴露了两性话题每天出现。


滕焘的女友和他隶属同一个项目部,负责管理工地的工程经济。


这许是施工单位无法明说的用工策略,女性同事最好内部消化。这样的话,夫妻双方可以随着工地的变迁一起迁移。策略背后,是前辈们知道工人内心对家庭角色失位的愧疚。


滕焘现在只看结果:毕竟每天都可以和女朋友见面,而无需等待每个月只有一两天的假期。



提起自己有女朋友,滕焘很快表现得低调和腼腆起来。 


永不停歇的工程,让很多年轻人刚开始谈恋爱就遭遇分手,相聚时间短是一个问题,另一个原因是身份认同。


即便是重点大学毕业,滕焘也无法摆脱“工地工人”的身份,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不是对等的学历和工作置换。


就连滕焘的家人,都不理解他的决定,“重点大学毕业干工地,相当于读了个假大学”。


小时候,滕焘写过关于人生理想的作文,目标是科学家。


那个宏大的方向如今越来越具体——改进盾构机。 “只有在工地上才能接触到这种巨型机器,所以我对他们的评价不大在乎。”对于自己喜欢的活,这样的选择没有错儿。


如果说张旭的业余时间用来补充体力,滕焘除了陪女朋友以外,还会用电脑为盾构机建模,试图改进盾构机结构。女友的支持,和自己的爱好,在这一点上融成了一体。


“以前,我们用的盾构机都是德国海瑞克的,动辄上亿一台,国产后造价变低,而且做得越来越大,我就想有朝一日,能开上直径15米的国产‘春风号’”。



吊装隧道管片。


这让滕焘对未来很有信心。爱好上,促进盾构机的发展,或许能拿到专利,成为真正的科学家——这个称号来得多晚,都比不来好。


工地上,再干几个项目,或许能升到管理岗位,稳定下来就考虑买房结婚。


但广州的房子,滕焘从未考虑,因为买不起。


这个城市的另一个交通枢纽——广东东站商圈,2013年新开发的楼盘平均售价大约每平米4万元;2019年末,报价已经达到了每平米9.5万元。


滕焘工作的广钢新城,现在的房价都在5万以上。5年前,这个价格不过2.8万。


当然,买不起是一方面,虽然是自己干的工程,才让这里的房价升值,但作为流动的人,他没有广州的购房资格。


中铁五局的总部在长沙,在限购的政策下,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城市定居。


不过,在同质化的施工设备和审美环境中,城市风貌开始趋同,对于滕焘来说,长沙和广州,只是两个语言不大一样的城市而已。


“当然广州的人文气息和长沙也不大一样,但城市给人的感觉都差不多,所以我在长沙买房也是一样的,未来,我会在那儿定居。”


在管廊工地搭建的临时板房里,滕焘和他的工友兄弟们,就这么窝在一堆麻布袋上解构着自己的青春。



休息时,滕焘和他的工友兄弟们们回来到临时板房休息,这里有空调,他们席地而坐。


他们看上去很辛苦,但似乎也很愉悦,或许干隧道工程的,就是年轻男人的世界。


半岁


中铁五局地铁和城市管廊建设的指挥中心,在两个工地的中间,虽然项目还没有结束,但过几个月,他们要搬到马路对面,为这一块区域整体拆迁让路。


陈旭泉对这一点无动于衷,这是他工作的第9个年头。过去参与的所有项目,周边的房价都飞速涨了,虽然和他都有关系,但又毫不相干。


“虽然参与了城市建设,但我没有资格购买房子,当然即便有资格,我也没有钱。”这个说法和滕焘一样。


陈旭泉是中南大学2011年的毕业生,今年30出头,专业是地下工程和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如今他是中铁五局的工程师,管着广州地铁11号线鹤洞东站到南市路站区间(鹤南区间),以及城市管廊修建的所有技术和测量。



土地结构,岩层性质的一点点区别,都会影响盾构机的掘进,陈旭泉要保证在各种情况下,工程都能顺利进行。 


作为广州市重点投资项目的11号线,由中国中铁总承包,其中鹤南区间交给了他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五局,因为这一段的隧道挖掘,要从珠江底部穿过。


据说中铁五局在这一点上经验丰富,他们凿通了地质条件复杂的湘江段隧道,业内把这个事成为“湘江第一洞”。


陈旭泉曾经也在隧道里和兄弟们一起干活,但挖隧道的活,终究是年轻男人的世界,随着年龄增大,建设公司需要留下这些经验丰富、但体能又拼不过年轻人的“老高材生”。


而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老人,到最后只能痛苦流连地离开,或者被安置在相对没有风险的岗位上,接受新的年轻人指挥。



在盾构机内运送管片的工人兄弟。


像陈旭泉这种有专业背景的,便开始担任管理或者技术管理岗位,除了处理项目本身的情况以外,还要处理更多的棘手问题。


和其他区段相比,陈旭泉的开工时间提前了两三年,先把最难的过江隧道打通,其他的路段就可以安心作业,这个工程进度的监测者,就是陈旭泉。


他也曾有过像张旭和滕焘那样对未来的向往和年轻的忧愁,但现在看来,真正的烦恼才刚开始,虽然他说自己从农村出来,不怕苦不怕累。


和那些喜爱建筑工程的男人一样,传统的两性生活和流动的建筑工作,他们都想拥有;偶尔,家人也会跟着他们,住在施工工地边的板房里,但对妻小来说,这是一种非人的生活。


“几个月以前,我送老婆回长沙待产,没想到刚到长沙,她就生了。”初为人父的陈旭泉无比激动,但只和家人呆了几天,就匆匆赶回广州。


现在孩子很快就半岁了,“在今后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这个父亲的角色,很可能就失位了”,虽然是项目部里的中高层,但每个季度,他只有一两天的假。



陈旭泉说起孩子的时候,有些哽咽。


在有孩子以前,陈旭泉只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行业发展,只想着自己,没考虑过与家庭有关的未来。现在,愧疚感从四面八方涌进他心头,尤其是家人把生活的酸楚忍受下来,不向他抱怨,他却孑然一人的时候。


“太心酸了,我希望孩子不要从事这个行业,万一他喜欢我也不让他干,流动性太大,对家庭伤害太大了。”陈旭泉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自己回到高考以前,绝不会再选择这一行。


对孩子的念想偶尔变淡的时候,陈旭泉会用工作把时间塞满。除了日常对工程的掘进、测量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以外,偶尔还要处理和周边市民的关系。


“一个工程,一干就是好几年,周围的人难免会对我们有情绪,这一点我自己都能理解,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会希望老人小孩,在一个相对安静和干净的环境中生活,所以他们不大能看到我们工作的风险和付出,这也让我挺失落的。”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陈旭泉亲历了深圳地铁与市民的一场误会。


当隧道工程结束后,施工现场附近的居民投诉他们影响了正常生活并且破坏了房屋强度。


谈起这段往事,陈旭泉回忆起当年在调解室里的场景,五局的负责人对不满的居民说:“我们在这里施工了两三年,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有时候我们的确是吵到你们了,你们从楼上扔矿泉水桶、砸电视,我们都理解。但也请你们能理解一下我们,你们的房子因为这条地铁,一年(房价)至少涨了一万,我们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得到大家的尊重而已,但我们这身装扮,邋遢得连地铁都没办法去坐,可这地铁是我修的啊!”


有了孩子以后,陈旭泉开始理解那些对他们不满的人。“我现在特别希望我的孩子和我的父母,可以生活在安静和空气清新的环境中,我不想让他们像我一样终日与噪音和污泥为伴。”



盾构机里的饮水机。


这是所有城市发展中必须直面的痛苦,离别与荣耀,事业与家庭,不断冒出来的新建筑与不断流动的人,当这些基数足够大,城市便出现了。


轨道交通从无到有,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从过去的幽暗无光,到技术和测量的介入,最后变成了和效率、生活便捷有关的概念:方便、快速、准点。


这三个特质演变成地铁的概念,淹没了像张旭、滕焘、陈旭泉这样的隧道工人。


偶尔,陈旭泉也会去坐一下地铁,当列车经过他干过的路段时,他能感受到自己曾经来过这里,当时在隧道里的施工画面、轰隆轰隆的声音、身边的兄弟都会浮现在自己脑海里,有时候,他甚至有冲动向身边的陌生人说:这条地铁是我修的。


一辈子


陈旭泉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但中国的古话却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刘华龙就和他的父辈一样,都是干工程的。 “那时候靠放炮,用人力挖,一辈子才干几个工程,挖十几公里,我干七八个工程挖的长度,相当于他们几辈子挖的”。



即将交付的城市管廊。/ 胡同 


他是中铁五局在广钢新城隧道项目的书记,最近一直腰疼,但仍然在隧道里爬上爬下,干完这个项目,他说想退休,否则可能就要去长春了。“那里离我贵阳的家太远了”。


虽然是第二代桥隧工人出身,但他不愿让孩子再吃这碗饭。


不过在酒桌上,他们马上就忘记自己的誓言,因为在他们酒后的话语中,描绘出来的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一个“儿子们”不可能不受诱惑的世界,这个世界应有尽有:冒险,开巨型机器,挣钱,还可以周游各地,和全国各地的人变成兄弟,建造出那些巨大而永久的工程。


多年后,再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像张旭、滕焘那样的汉子,可以自豪地说:儿子,你坐过这趟地铁了吧。我年轻时一天要在这个洞里呆12个小时,每天要挖十几米长。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从骨子里,他们是热爱这份工作的,否则无法和长久的孤独、飘零为伴,那些巨大而永久的工程,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却只是他们流动人生中的一部分,这说起来,又辛酸又带劲。


他们会向孩子讲,自己的父辈是如何用炸药和铁锹开凿出大瑶山隧道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发生在中国的边远山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



大瑶山隧道曾是中国最长的铁路隧道,14.3公里的隧道动用了4000多名工人历时5年,于1987年5月6日贯通。


即便是在今天,他们仍把自己看做拓荒者。


数十年前,广州除了荔湾、越秀、(老)东山区以外,大多地方都可以视为荒地,珠江新城的崛起,也不过才用了28年。如今,那里是中国300米以上摩天大楼最密集的地区。


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建设者的青春。


如今,在广州的城市建筑工人,有166万,作为一群流动工人,广州是他们短暂的家。


广钢新城建设者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承受的代价,越来越大。


“2019年的应届生,一个都没有留下。”陈旭泉说这个行业越来越难招到优秀的人才。


“太苦了。”


鹤南段项目的总指挥,人称“槐总”。过去的10年,昆明、哈尔滨、大连、深圳都曾是他短暂的家。


他真正的家在长沙,聚少离多,让他对孩子的描述变成了“语文、数学不错,英语差一点”。


至于孩子的年龄, “11岁?应该是11岁!”



会开了一半,槐总接到儿子打来的视频电话,他生病住院了。 


刘华龙说,不记得孩子的年纪是正常的,他们甚至会被自己的孩子叫成叔叔。


他们擅长以自嘲的方式,化解生活中随时出现的痛心。比如偶尔回家和妻小团聚,孩子在白天和父亲可以打成一片,但到了晚上,就会被孩子质问“为什么‘这个叔叔’还不回工地”。


“甚至不让我们上床,因为平时,床是孩子和妈妈的空间。”在地铁指挥部的饭堂,槐总说完以后笑了起来,笑声不走心,甚至有点难过。


他身后是一副巨大的山水画,主题是“黄金满地”。


当城市大兴土木,建筑工人的就会赶上“淘金”潮。他们大多来自发展缓慢的农村,他们是带着理想加入的大学生。逃避现实走投无路的中年人、试图赚钱结婚的成年人。


他们流动在一个接一个的城市建设风潮中,借此逃避家乡的贫穷和枯燥的生活。



临时板房是他们的宿舍,傍晚五点,工人兄弟在里面睡觉,上铺是他的行囊,两个小时候以后,他将回到地下。


广州鹤南段的工程或许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他们心里忽然有一种瘙痒的感觉,许多人开始思考,“下一个工地在哪里”。


隧道工程即将完工,当然,这并不是说地铁已经可以通车,只是意味着剩下的工作可以交给其他公司,铺设轨道,安装线缆,调试运营,但最危险的工作已经完成,挑战已经结束。


继承他们不允许一丝一毫偏差工作的,是安全、是准点、是效率,是我们普通人普通的一天。


1997年,广州地铁1号线开通。这条地铁的年纪比张旭和滕焘都要小一岁。


23年,广州的地铁网络,逐渐织成了一张丰满的蜘蛛网,让这座城市的物理边界渐渐消失,北到增城,南至南沙,西通佛山,往东甚至到了东莞,地铁总长已经超过600公里。



地面以上,是繁华的都市生活。/ 胡同 


这是大湾区发展的缩影,是珠三角城市集群的基础,这些宏大叙事的背后,是这些每小时推进1.5米的城市建设者,让他们西装革履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可能会不自在,但在宵夜摊上聊起那些和挖掘有关的故事,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只不过大多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


这项数千亿的城市工程的结果是,住在不同地方的售货员、工程师、程序员、记者、会计、教授、学生可以在这个城市自由穿行,带着各自的心事,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和生活方式。


故事的主人公们,很可能就像陈旭泉一样,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四五年以后,忽然回忆起当年曾经干过的一段隧道。


然后,他们会特意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买票,进站,接受安检。当广播响起下一站“鹤洞东站”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和思绪,回到了现在,和往日的兄弟们再度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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