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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灭亡,不能都赖王安石变法

huazhu 历史 2020-10-19 18:55:32 75 0

作者 | 宗城


编辑 | 程迟


北宋只是士人们的黄金时代,但并不是百姓,也不是古代中国的黄金时代。


今年是一个“北宋热年”,先是电视剧《清平乐》播出,重现北宋仁宗时期的清明治世。随后,学者赵冬梅出版了《大宋之变》一书,重启了人们关于北宋新旧党争的讨论。


《大宋之变》是赵冬梅多年研究的成果,这本书内容横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重点在北宋最焦灼也争议最大的宋神宗、宋哲宗时期。书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是北宋名臣、变法时期的“旧党”领袖司马光。



《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有读者说这本书也可以叫做《司马光的最后二十四年》,因为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在司马光身上,尤其是他晚年重返朝堂,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做殊死一搏。


赵冬梅重塑了一个悲剧而高尚的政治人物,令读者掩卷之余,发出悠长叹息。大宋国运为何骤然衰微?司马光的政治理想为什么没有成功?



回到变法现场


《大宋之变》既是呈现北宋衰颓之书,也是一本温情款款、无尽怅然的司马光大传。


作者并不回避她对司马光的同情,而是回到了太史公的传统,文史融合,以情写史,把历史人物写得生动形象,而不是冷冰冰的干枯史料。要谈论这本书,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两个绕不开的人物。


王安石如今被视作变法领袖,在今天的主流叙述中,“褒奖王安石,贬低司马光”是现代以来的潮流。因为自晚清以来,身处国家危亡之际,变法改革是中国知识分子某种不言自明的“正确”。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发起的改革在历史上存在很大的争议。 图/维基百科


其实在南宋到清朝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安石的风评并不好,士人们把他和秦桧并列,民间挖苦他的段子源源不断,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就说:


“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


相比之下,司马光作为儒家名臣,历来被人推崇。但自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一书,将王安石评为“三代以下,第一完人”,从民国到新中国时期,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形象也愈发深入人心。



梁启超所著的《王安石传》影响了后来很多历史研究者对王安石的看法。图/百花文艺出版社


与之相对,司马光被视作“保守派领袖”。“保守”这个词,在很多时候是微微含有贬义的,司马光也在主流的新旧叙事中被污名化,更因为在他任内,北宋将河湟之地割让给西夏,使得民间对司马光颇有讽刺。


短短一百年,司马光和王安石的风评就倒转过来。


赵冬梅写作《大宋之变》,其实有为司马光说句公道话的念头。从作者关于此书的随笔,以及她往昔的著述可知,作者对司马光,是爱之、敬之、惜之。


爱他光明磊落、品格高洁;敬他力排众议、让利于民;惜他迟暮之时,无力回天,理想旁落。


作者全面且细腻地描绘了司马光的后半生,对于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也保留了史家的风度,虽不认同,但秉公执笔,有一分话说一分,没有偏帮司马光而污蔑王安石。


所以,如果想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北宋中晚期的变法,《大宋之变》是一本合适的书。



王安石变法加速了北宋灭亡?


从梁启超延续的论述中,王安石变法是一场为了富国强兵、改变北宋积弱积病的深刻变法,但《大宋之变》的观点是:北宋虽然需要改革,但王安石的变法没有让北宋更好,反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王安石变法不但破坏了北宋“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多元制衡的政治文明基础,而且导致了吏治严苛、党争加剧,地方在酷吏催讨下民不聊生,而中央制衡君主的一套体系也被破坏,从此北宋君权膨胀,士大夫制衡政治不复存在。


《大宋之变》对王安石的看法其实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恢复了梁启超之前,中国士人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


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了解决北宋的财政和军事问题,以他为代表的新法派,制定了诸如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其核心任务,就是扩充国库、发展生产,同时加强官吏的行政效率。


为了尽快推动新法落实,王安石大量起用自己的亲信,驱逐异见人士。哪怕那人在品行上受人非议,他也“不拘一格”,借此聚拢了一批新法党羽,雷厉风行地推动新法实施。


为了扩充财政收入、提高官僚做事效率,王安石为基层官吏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这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官吏做事效率上来了,坏处也很明显,官吏在严酷的考核下为了完成任务,对待平民百姓更加咄咄逼人。


整个王安石变法时期,国库收入上升,军事改善,但底层百姓的负担更重了,北宋原先那套温情脉脉、士风怀柔的政治文明不复存在,整个帝国成为一架功利、急促的机器,承载了少年天子宋神宗的政治理想。


但这还不是司马光最担心的。司马光最反对王安石的一点,恰恰在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试想,如果“天变不足畏”,祖宗的传统、舆论的监督也失去效力,那谁来制衡君主?谁能够抗衡肆意妄为的帝王和权臣?当时的宰相富弼一针见血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司马光是最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反对派。图/维基百科


在君主专权的帝制王朝,士大夫限制君主的手段,一是“天道”,二是“言路”,三是“教育”,四是“传统”。士大夫不能废黜君主,又不能在法律修改上加入削弱君权的法则,那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教育和劝说,同时发明出一套繁文缛节,限制君主的行为。


但王安石不顾这些,他以富国强兵为己任,一心手持利剑,劈开顽疾。而司马光,你可以说他愚,说他执拗,但他确实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深刻隐患。


司马光晚年念兹在兹的,就是“天变可畏,祖宗可法,人言可恤”。



司马光的理想:一个士与君主共治的儒家皇权国家


1085年4月16日,司马光生命的最后18个月开始。


这一年,宋神宗驾崩,幼主哲宗即位,司马光还相京师,所到之处,百姓蜂拥,以至于马不得行。时人说:“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彼时,王安石变法导致底层百姓怨声载道,恶吏盘剥,新党人士又多不得人心,王安石纵是好意,变法这么一层层下来,到百姓这里也早就变了味,司马光在这个节骨眼执政,可谓顺应民心。


史载:“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如果说王安石的做法总结起来是“富国弱民”,用百姓为代价,扩充国家财政,那么司马光就是王安石的反面,他不惜减少国库收入,让利于民,致力于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气象。



尽管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饱受争议,但对他文学上的造诣,并没有太多的争论。图/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安石主张任用擅于理财之人,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司马光反驳说,这样的政治蓝图看似美好,落到实处,只会加剧盘剥、民不聊生。


王安石没有想出更好的理财办法,使得“国富民强”,他最终还是走到“弱民强国”的老路。司马光的做法虽然能取信于民,但也无法解决北宋的深层政治问题。


面对边患、冗官、冗员、地方土地兼并,司马光没有创新的办法,他尽可能减轻百姓负担,“藏富于民”,然而,如果不改革冗余的官僚集团,不通过巩固边疆换取边境的长治久安,北宋社会仍旧会看似繁华实则如水中浮萍,当北方游牧民族形成强大帝国,这支中原王国就将走向崩溃的边缘。


司马光的德行被人器重,是因为他高尚的品格。纵观时人对司马光的评价,对他的德行都是予以肯定的。


可以说,司马光是一位帝制社会的儒家模范官僚。但高尚的道德,无助于他弥合北宋政坛的分裂,他上台后的做事虽然还利于民,但从国家整体发展而言,却也因急切而埋下党争加剧的祸端。


或许,在司马光看来,急迫废除新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已身染疾病,自知不久于人世,经验告诉他,如果不能在他任期内罢黜新法,他所做的事很可能人亡政息。但历史的经验也表明,那些在晚年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无论出发点多么高尚、理想,最后都会导致反复与国家动荡。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去世。“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当他的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



司马光的理想为何有根本缺陷?


时过境迁,当历史的风流人物逝去,超越对个人品德的评判,该如何看待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不同路线,以及北宋“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失落?


其实,即便没有王安石变法,没有那一套以弱民强国为中心思想的施政方针,北宋仍会不可挽回地衰弱,或者说,在仁宗去世后的不久,仍会有一位王安石这样的人物出现。


王安石变法既是宋神宗与新党力量的推动,也在于仁宗末期的社会危机,已经无法用儒家士子期望的宽松政治所解决。


范仲淹曾试图在维护“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传统下,改良北宋的吏治与军事,但即便是庆历新政这个并不彻底的变法,也因为士人阶层的层层阻挠而草率收场,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变法新秀亦因此卷入党争,开启了北宋中后期“变法即党争”的序幕。



范仲淹(989年-1052年),北宋著名政治家与文学家,最著名的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图为北京故宫南薰殿珍藏的范仲淹像。图/维基百科


司马光渴望维护儒家皇权的理想状态,既保留皇权,又通过教育、纠错系统限制皇权的独大,在儒家士大夫和贤能君主的齐心协力下,恢复先王之治,达到政通人和,但这套理想本身就是脆弱的。


首先,帝制王朝的固有问题就是无法保证君主的素质,即便有全国上下的知识精英辅佐,历朝历代昏庸君主的例子仍比比皆是。


关键在于:君主的问题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素质,还因为他独孤久矣,内化成一种“君主人格”,这种“君主人格”往好了说叫领导力,往坏了说就是专权的倾向。君主身在高位,统治帝国,每日接受臣子朝拜,不可避免会有骄纵之心,且他专权不仅仅是因为贪慕权力,更在于只有大权独揽,他才会有安全感,而不是在权臣的威胁下战战兢兢。


北宋士大夫也想过很多方法来限制君主,主要在教育、礼节和扩大士人阶层的权力上,北宋中前期,士人议政流行,文官群体不断扩大,一度到了冗余的程度。


从宋太祖到宋仁宗,君主权力都得到有效限制,北宋也出现了一批青史留名的士大夫,仅仅在仁宗朝就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晏殊、宋祁、梅尧臣、苏舜钦、张载、周敦颐等人。



今年上半年的《清平乐》引发了一波对宋朝的热议,王凯饰演的宋仁宗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历史上,宋仁宗是有名的“中庸皇帝“,他治下世道太平,却也为后来大宋之变留下了隐患。图/豆瓣


宋仁宗被视作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中庸皇帝”,这背后是北宋士人阶层的黄金时代,也是北宋社会相对政治宽松、繁荣昌盛的时期。


仁宗治世的原因不在于皇帝做了多少,而是“官不扰民”,市民社会稳定发展。


然而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士人阶层极盛,那些宗旨在于打击他们的政策就很难推行。


于是冗官冗员、士绅圈地,庞大的官僚群体和地方特权集团影响国家财政的稳定运行,改革者却有心无力,因为他们如果要推行改革,就势必要得罪士人,这对他们的风评是不利的。


士人阶层话语权过大,也对北宋的军事产生不良影响。仁宗朝士人繁荣的另一面,是武将权力被打压,边境战事屡次失败。


正是在仁宗朝,西夏做大,广西、云贵等地也兵灾不断,而宋仁宗这边除了狄青等少数值得一说的将领,在军事上并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


纵观历代王朝,北宋所谓盛世下的军事表现都极为失败,其情景堪比刘宋、东晋,与汉唐明清等大一统王朝则不可同日而语。



南宋时期西夏、金与宋朝斗争的态势,早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图/维基百科


不解决军事,北宋的“政通人和”就只是刀尖上的软糖,王朝发展不可避免要考虑对外关系,尤其是常年受到游牧民族威胁的中原王朝,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仅仅实现“士大夫与君主共治”也远远不够。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但他至少看到了北宋军事的问题,而这其实是范仲淹等前辈改革者的共识。


要富国强兵,关键在于财政,王朝中后期的诸多问题,外在表现是军事不济、内忧外患,内在表现是财政系统出问题,收入不抵支出。王安石在这一问题上过于激进,但司马光则搁置了这一问题,晚年把精力用在了恢复北宋的政治传统,让利于民、分权制衡。


司马光渴望回到“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黄金时代,但那黄金时代本就稍纵即逝。


司马光执政时,发现官场风气已经与当初截然不同,自己虽然身在高位,却已经无法在生命尽头扭转巨轮的方向,朝野上下皆是新党党徒,北宋官场也被党政和更为严苛的吏治考核弄得功利、撕裂、愈发缺少遵循政治底线的温情脉脉。司马光愤怒于此,却已无能为力。


说到底,王安石的问题在于变法急切,破坏了北宋政治文明的基础。而司马光的问题在于对儒家皇权的浪漫化想象,他一生继承先师意志,朝着儒法国家的理想状态去迈进,但王安石变法后的政治生态已不能够支撑他的理想。


而北宋在地缘政治上的先天不足,在军事和财政上的软肋,让“士大夫与君主共治”也只是美好的幻梦,它只是士人们的黄金时代,但并不是百姓,也不是古代中国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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